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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唐太宗與李靖問對》簡稱《唐李問對》或《李靖問對》。也有更簡稱《問對》的。傳說是唐代名將李靖所著。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只著錄有《李靖六軍鏡》三卷,而沒有《唐李問對》。後經宋人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考證,認為此書是宋人阮逸所撰。何遠在《春渚紀聞》中曾提到,據蘇軾說《李衛公問對》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與蘇恂看過。此外,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聲的《書錄題解》、胡應麟的《四部正偽》、汪宗沂的《衛公兵法輯本序》、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等書,也都對此書作了辨偽的論證。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卻疑此書為宋熙寧年間所輯錄的《衛公兵法》。但細察《問對》的內容,卻很少與《通典》中《衛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處。另外也有人認為《問對》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 

  阮逸,宋代建陽人,字天隱,宋仁宗天聖(西元1023-1031年)進士,景佑(西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西元1040-1041年)年間,上《鐘律制議》並圖三卷。皇佑(西元1049-1053年)中,更鑄太常鐘磬,上召逸與近臣太常議密閣,遂典樂事,遷屯田員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藝文志》將其列入兵書類。此外還著有《易簽》、《王制井田圖》等書。 

  《問對》即屬假託,阮逸雖非名將,都無損於該書的軍事學術價值。相反,該書自問世以來,曾得到不少的讚譽,在軍事學術領域中佔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臨熙(西元1068-1085年)年間下令從《通曲》中輯錄《李靖兵法》未成,而把《問對》列入《武經七書》,立于宮學,也決不是偶然的。 

  《問對》一書,完全沒有抄襲或套用散見於《通典》、《太平御覽》中的《衛公兵法》佚文,而是獨立思考,自成體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衛公兵法輯本序》中所說:“阮逸《問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問對》一書,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中確具有很多特點,例如: 

  一、《問對》作者繼承和發展了《左傳》用戰例來闡述和探討戰略戰術原則的方法,把軍事學術的研究方法,從哲學推理發展到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在總結戰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戰略戰術原則,使其科學化。這對於軍事學術研究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於古代陣圖的考究,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一時成風。阮逸卻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一切玄虛之詞。其所提出方、圓、曲、直、銳五種陣名基本符合1972年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臏兵法·十降》的提法,說明作者對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戰國以來,陰陽五行之說,侵入了軍事學術領域,這在《孫臏兵法》、《六韜》等書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漢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到東漢讖緯之學的風行,軍事學術中,聽音望氣、災變吉凶等大量滲入,到唐代李荃《陰符經》、《太白陰經》等書更是這樣。而《問對》一書卻一直堅持科學的態度,絲毫不涉及陰陽迷信的說法。這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將鑒論斷》中說:“《問對》一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燦然華舉,皆可垂範將來”。鄭諼在《井觀瑣言》中也斷言,《問對》一書雖屬假託,亦“必出於有學識有謀略者之手”。我們認為,《問對》一書確實是我國古代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它對於我國軍事學術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宋代將其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也是適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