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李靖問對》簡稱《唐李問對》或《李靖問對》。也有更簡稱《問對》的。傳說是唐代名將李靖所著。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只著錄有《李靖六軍鏡》三卷，而沒有《唐李問對》。後經宋人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考證，認為此書是宋人阮逸所撰。何遠在《春渚紀聞》中曾提到，據蘇軾說《李衛公問對》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與蘇恂看過。此外，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聲的《書錄題解》、胡應麟的《四部正偽》、汪宗沂的《衛公兵法輯本序》、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等書，也都對此書作了辨偽的論證。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卻疑此書為宋熙寧年間所輯錄的《衛公兵法》。但細察《問對》的內容，卻很少與《通典》中《衛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處。另外也有人認為《問對》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　 　　阮逸，宋代建陽人，字天隱，宋仁宗天聖(西元1023-1031年)進士，景佑(西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西元1040-1041年)年間，上《鐘律制議》並圖三卷。皇佑(西元1049-1053年)中，更鑄太常鐘磬，上召逸與近臣太常議密閣，遂典樂事，遷屯田員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藝文志》將其列入兵書類。此外還著有《易簽》、《王制井田圖》等書。　 　　《問對》即屬假託，阮逸雖非名將，都無損於該書的軍事學術價值。相反，該書自問世以來，曾得到不少的讚譽，在軍事學術領域中佔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臨熙(西元1068-1085年)年間下令從《通曲》中輯錄《李靖兵法》未成，而把《問對》列入《武經七書》，立于宮學，也決不是偶然的。　 　　《問對》一書，完全沒有抄襲或套用散見於《通典》、《太平御覽》中的《衛公兵法》佚文，而是獨立思考，自成體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衛公兵法輯本序》中所說：“阮逸《問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問對》一書，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中確具有很多特點，例如：　 　　一、《問對》作者繼承和發展了《左傳》用戰例來闡述和探討戰略戰術原則的方法，把軍事學術的研究方法，從哲學推理發展到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在總結戰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戰略戰術原則，使其科學化。這對於軍事學術研究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於古代陣圖的考究，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一時成風。阮逸卻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一切玄虛之詞。其所提出方、圓、曲、直、銳五種陣名基本符合1972年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臏兵法·十降》的提法，說明作者對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戰國以來，陰陽五行之說，侵入了軍事學術領域，這在《孫臏兵法》、《六韜》等書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漢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到東漢讖緯之學的風行，軍事學術中，聽音望氣、災變吉凶等大量滲入，到唐代李荃《陰符經》、《太白陰經》等書更是這樣。而《問對》一書卻一直堅持科學的態度，絲毫不涉及陰陽迷信的說法。這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將鑒論斷》中說：“《問對》一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燦然華舉，皆可垂範將來”。鄭諼在《井觀瑣言》中也斷言，《問對》一書雖屬假託，亦“必出於有學識有謀略者之手”。我們認為，《問對》一書確實是我國古代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它對於我國軍事學術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宋代將其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也是適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