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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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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爱迪生的各个实验室里,对整个研究工作都系统地作了记录。许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记载实验室试验的记事簿。在有关爱迪生的文章中已公布过的某些内容,如属于爱迪生效应的发现的那些冗长的摘录(见第八章)表明,对研究工作、对研究工作结果的登记和记录都组织得非常好。每天在下班以前(有时在晚上),爱迪生就把所有的实验记录簿收集起来加以研究,并从这些结果中作出结论:怎样继续进行试验,哪些东西可以认为已经搞得足够清楚了,而哪些东西应当增补到研究计划中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好不坏的结果也成了爱迪生停止试验或彻底改变研究方向的理由。进行极认真的和全面的记录,是爱迪生实验室的一项严格规定。所有已被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记录,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成了研究爱迪生创造发明活动的财富,是再现爱迪生发明活动进展历史的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发现,爱迪生实验室的全体人员的特点是合作得非常好。在发明活动初期,爱迪生的助手和试制人员很少。渐渐地随着他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不仅助手人数在增加,而且素质上也发生了变化:科学工作者、有经验、有技术的工艺师、设计家等都纷纷前来。他们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研究如何使爱迪生的主要意图得到实现。助手们在其具体的任务范围内,能够而且应当发挥出其创造的主动性,找到独到的解决方法,但他们不能变动爱迪生给他们的任务。工作是由爱迪生分配的,因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人员,清楚他们中间谁会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爱迪生不允许对内保守“秘密”,但同时又认为透露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消息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爱迪生力求最合理地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助手们的能力和爱好,他千方百计地要腾出自己的双手,以便能够专心致志地和最大限度地分析和检查研究工作,表现出来他的首创性和预见性。只有他能够对各项研究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他目光远大,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助手都看得远大。虽然他们几乎全都与爱迪生同属一代人,但他们承认他的威望。他的助手中任何一个人考虑的只是部分问题,而爱迪生却要通盘考虑全部问题。爱迪生没有把工作分成“小事”和“大事”。他在对发明的深入研制和定型的过程中,使所有每一件东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有一股子倔强劲,他不容许他的助手们在工作中把他的指示当成耳旁风。 同时他不束缚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思想,对各种能改进工作的独创的和合理的东西都持爱护的态度。他不容许仓促订制模型,而要求按整个工艺规程制造试样,以便在样品上就能一眼看出仪器的作用和外形。爱迪生从来不单单研究某一个问题。在他活动的每一个时期,他都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主导的”工作,而且当时还要做或是处于准备阶段,或是处于研究阶段的另外一些工作。甚至在1879年至1880年,即在白炽灯研究工作正紧张进行的时候,爱迪生还致力于电力牵引方面的试验,研究着电机并为磁选矿组织制造工业装置等等工作。爱迪生本人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他也要求他的助手们节省时间快速工作。爱迪生在其各个实验室所实行的计件工资制,激发起了人们的干劲,大大提高了工作速度。有关爱迪生为大规模生产水泥而如何设计试验工厂的资料保存下来了。他对设计图一气研究了24个小时,况且这不是草图,而是工厂应当按它来建筑的详细设计图。他预见到了连续不断的工艺过程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原料的运送和粉碎机到成品包装车间。 在一昼夜内就制定出了工厂的设计图,工厂要安装的设备约长达半英里,其日夜产量要大大超过其他水泥厂。根据这份设计图建成了工厂,并投入了生产。爱迪生在体力上很有耐性,所以他要求他的助手们也要有这种耐性。在必要时,他就要迫使他们连续不断地工作许多小时,因此也只能抽点工夫睡觉。长期坚持这种制度很难的,所以为了保持住这种“飞快的”工作速度,就不得不全力以赴。有一些助手离开了爱迪生,但不是因为有时出现这种忙碌,而是因为独立工作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但爱迪生的大多数助手却持另外一些观点。由于他们了解到爱迪生对每一问题的看法总是思路很宽广,搞清楚了他实现某一原理的想法总是多么适宜,以及他分配工作又总是如何合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劳动基本上只是实现爱迪生所提出的任务。所以爱迪生的绝大部分助手在几十年期间都能不断地与他一起工作,并经过了卓越的实际锻炼,从中就形成了一批“爱迪生式的发明家”,是友谊和劳动、快乐和失望使他们与托·阿·爱迪生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过的人中有苏格兰人查理·巴切勒,爱尔兰人詹·亚当斯,德国电工学家济·伯格曼、济·舒克尔特、尔·贝姆,塞尔维亚人尼·特斯拉,瑞士人约翰·克留济,美国人弗兰克·斯普拉格、威廉·哈默、约翰·利布、爱德华·艾奇逊、阿·肯内利、爱德华·尼科尔斯,丹麦人列·费森登等等。 七 爱迪生认为正确地选择助手是非常重要的。就他的想法来说,要想在技术方面有所创造的工作人员应精通自己的本职工作,应当具有学校所授予的一定的知识修养,而且还应当有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所形成起来的广阔的视野,应当具有求知欲和自觉的上进心。他认为,当时所采取的教育制度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往制度的残余。爱迪生认为,正式教育常常不能使人提高全面的知识修养和广阔的视野。相反,它破坏了求知欲,把许多事物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与人们的正当的理智是大相径庭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教会人们思考。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新的条件已经展现出来,而知识传授还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 爱迪生在其日记中抱怨说,他的同时代的学校“把人的脑子装入了模型砂箱”,不仅不使思维和推理有独创性,反而力求表明思维和推理的独创性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必须把意识与现实的事物结合起来。爱迪生写道:如果您没有见过东西的本身,那您就把各方面都能仔仔细细见的东西看上一眼,这要比您去按照书本的描述研究两个小时好得多。小孩的思想是很活跃的。为什么要通过耳朵,而不是通过眼睛使孩子对东西产生印象呢? 爱迪生当时录用的助手,正是从那些用不好的(按他的说法)教育手段培养出来的人中进行挑选的。所以当时在这些条件下就需要详细研究自己的挑选方法,规定自己的选拔标准。未来的助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好的记忆力,因此应当测试所有候选人的记忆力。但这还不够。还应当注意那个要求工作的人的身体状况。有材料说,著名的美国电工学家查理·普罗蒂尤斯·施泰因梅茨,是在1889年移住到美国,他首先到“电工技术的麦加”①的爱迪生公司去找工作。但由于他身材不高和气色不好而未被录用。3年后,施泰因梅茨这位卓越的研究家和设计家的名声轰动了整个美国,又过了二三年,他成了电工学家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①电工技术的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徒的朝圣地,在沙特阿拉伯西部。这里把在电工技术方面成绩卓著,居于领先地位的爱迪生公司喻为麦加,是表示人们对爱迪生公司的崇敬和爱戴。——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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