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洛夫斯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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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他们总算是走运气。沃里梅尔指示：把这栋房子原女房东在二楼的一间私人牙科诊室整理出来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　　尼古拉为了尽早让五金工人舒拉契卡高兴，于1928年10月29日写信给她：　　“我们已经过了三天资产阶级的生活啦！这儿房子宽敞，阳光充足，有三个窗户，有电灯，甚至……还有自来水……我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还见到了阳光。我已经26天没有见到阳光。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地下室，无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竟如此摧残了我。” 　　是的，现在他们总算有了一间豁亮的、干燥的、比起地下室总算宽敞的、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有一点不方便：他们的壁炉烧火口在隔壁的房子里，那里住着女房东的亲戚——一个矿主。他现在是工人，在一个疗养院赶马车。　　他们的下边住着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就是那间可怕的地下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房间里都有泄水池，但却禁止使用，因为下水道尚未修复。不知为什么，了解这种情况之后，拉娅的邻居把家里的污水倒在泄水池里，这些龌龊的东西便流到工人住的地下室的泄水池里。这样一来，尼古拉的屋子里也臭气熏天。此外，这个邻居还从房子的窗口把污水泼出去——恰好泼到这个工人住房的窗下，应当说是一个结核病人住房的窗下。这个工人的妻子常常抱着孩子含着眼泪跑到他们这里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帮帮我们的忙！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又把脏水泼到泄水池里……” 　　人们常常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寻求袒护。尼古拉在家里召集居民委员活跃分子，力争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对矿主进行谴责，并以驱逐出宿舍来威胁他……邻居知道后，破口大骂尼古拉。一般说来，他有骂共产党员的“瘾”。　　这个人要做什么？他不准拉娅进他那间房子里去生公用的壁炉。壁炉冷冰冰地在那里。旧房主却在自己的房子里安装了一个小铁火炉。她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尼古拉受不了烟气：头痛病一直在折磨他。当她向邻居请求点燃公用壁炉时，旧房主凶狠狠地回答说：　　“要想进我的屋子，只能等我死了以后！” 　　拉娅要求批评他，让他遵守秩序，并帮助他们解决生炉子的问题。而市执行委员会回答她说：“当然啰，若是别人也到那里去生火，这是很不方便的。” 　　寒冷继续威胁着他们。尼古拉躺在床上。拉娅用能保温的东西把他的身子包得紧紧的。　　同时，他们也寻找出路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坚决要弄一只电炉。但是，索契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又火速给五金工人舒拉契卡写信。信是1928年11月份写的：　　有一件紧急事要麻烦您，请到电料行去打听一下，他们那儿有没有电炉买……极需使用，因天气就要冷了…… 　　今天我就电炉一事给你打电报——要电压110伏特的。这种电炉虽然耗电量大，但能较快地取暖……我那家邻居不准别人点燃公用壁炉，他自己也不用公用壁炉…… 　　关于这个邻居：尼古拉还有这样一段描绘：“我们这所住宅里只有一个敌人，即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的邻居。由于对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不让我们生壁炉，我们只好生活在冰冷的屋子里；我的幸福就是希望有晴朗的天气，不然，我会冻死的。这群土匪中有一个人朝我的窗子里投石块，瞄准我的脑袋，但技术不到家，只碎了玻璃，这已经不是第一枚炸弹了。当拉娅外出时，他们在我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用石头袭击我。用这种徒劳的尝试达到某种目的。让这种荒谬绝伦的举动见鬼去吧！我们疲倦得不行了。对为工人迁入较好的住宅同当地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作了与众不同的反应。我遭到了两次攻击，但我一一进行了还击——这一切以通信的形式告终了。在这里，右的危险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在斗争和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这些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写一封让人们轻蔑地冷笑和暴跳如雷的信是不值得的。我无能为力和这些老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也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因而，只好心安理得。你要知道，在信中是无法一一叙述的。信不是一个好的秘密活动者。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我相信你会承认我的政治路线。目前我已耗尽全部精力，我应该安静一下了……”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在他住的地方，为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斗争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且是社会上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　　“当然，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或某个房间，或公用壁炉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尼古拉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不，问题是关于右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你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上的报告吧！报告中说，在黑海区的机关中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分子占百分之三十。毫无疑问，雅罗斯拉夫斯基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不会说拍马屁的话，也不说痔疮似的官僚主义者的话，更不说有损‘上级关系和令人不愉快’之类的话。” 　　是的，一个病患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人，他却不甘落后于自己国家的生活之后，关心国家的利益，他熟悉一切成就和胜利，并积极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自己小小的战线上进行着斗争。　　“总之，我在这里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投入阶级斗争的。”1928年11月21日，他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我们周围还有白卫军和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我们的房管局还在敌人手中——一个神甫的儿子，过去的别墅所有者。我和拉娅熟悉了这里的人们之后，把住在这里的工人和自己的同志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求改造房屋管理机关。所有的异己分子勃然大怒，竭尽其反对之能事——两度破坏会议。真可谓怒不可遏。但是，最后，第三次所有的工人和共产党议员在我住的房子里聚会，而且我们大多数一致选举了房管委员会代表——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工……然后开始为争取解决下一间房子而斗争……经过‘战斗’之后，这间房子也被我们征服了……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个人，不是的，这是阶级斗争——为把异己分子和敌人从私邸中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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