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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1933年，希特勒把整个德国投入了灾难之中，德国难民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四处逃亡。那时爱因斯坦刚好在美国的加里福尼亚。3月10日，《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来访问爱因斯坦。

　　第二天爱因斯坦来到纽约，见到了德国驻美国的领事。领事对爱因斯坦说：“教授先生，我看到了你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发表的谈话。这个谈话使柏林受到震动。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有什么打算！”

　　“那你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过，不回德国了！”爱因斯坦坚决地回答。

　　“还是回德国好！”总领事在沙发上坐直了。接着说：“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政，新政权对每一个德国公民都是公正的，你的看法有片面性。教授先生，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德国政府不会对你怎么样。”

　　这时，总领事的秘书走出了办公室，屋内只剩下爱因斯坦和领事。领事脸上冷冰冰的神气突然消失了，他向爱因斯坦挨过去，在耳旁低声说：“教授先生，现在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讲几句话了。你不回德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可千万不能回德国去呀！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你一生倡导和平、民主、进步，你要是回德国，他们决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把你抓到集中营里，吊起来殴打，然后拉着你的头发在马路上拖着走，那帮匪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了一艘开往比利时的轮船。爱因斯坦凭栏远望，他的心潮犹如这大西洋上的汹涌波涛。他决定在这艘巨轮上开一个小提琴独奏会，用自己的小提琴为受迫害的犹太人募捐。

　　音乐会开始了。他挥动着他那熟练的琴弓，小提琴指板上跳动着他那灵活的指头。一会儿是激烈的跳弓，一会儿是深沉的和弦，一会儿又是铿锵的斯特卡特，他的小提琴声随着大西洋的波涛而飘荡。

　　对音乐家的态度

　　爱因斯坦酷爱演奏小提琴，小提琴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他演奏小提琴的技巧不很精湛，然而却有干净、自信和内在的表达力的特点。在小提琴演奏家中，对他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是约瑟夫·乔希姆。爱因斯坦终生记得他演奏贝多芬第十奏鸣曲和巴赫的恰空舞曲时的情形。在小提琴的演奏中，特别吸引爱因斯坦的是严格表达作品的结构。相反，表演者的个性的表现很少吸引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经常要听钢琴幻想曲。他说过，他离家外出时，总是思念钢琴的琴键。

　　在爱因斯坦的音乐爱好中，巴赫、海顿、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作品居于前列。在巴赫的音乐中，吸引爱因斯坦的是它的哥特式的结构。照莫什考夫斯基的话来说，扶摇直上的巴赫音乐使爱因斯坦不仅联想到耸入云霄的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形状，而且还联想到数学结构的严密逻辑。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人们对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经常缠得他很不耐烦。因此，德国一家星期画刊给当时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寄来一份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问题表请他答复时，爱因斯坦未予置理，这就不足为怪了。杂志编辑等了一段时间未见回音，就再次写信请爱因斯坦回答那些问题。爱因斯坦这次收到信后于同一天——当时邮件走得很快——写了这样一封不客气的回信：

　　对巴赫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

　　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上你的嘴。

　　正巧，一家杂志社也给爱因斯坦写信征求他对另一位作曲家的意见，爱因斯坦于1928年11月10日回信如下：

　　关于舒伯特，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演奏他的音乐，热爱——并且闭上你的嘴。

　　爱因斯坦对贝多芬的态度很复杂。他理解贝多芬作品的宏伟，但爱因斯坦并不喜欢交响乐的激烈冲突，贝多芬室内乐的晶莹透彻更使他着迷。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于他，是作者好动和好斗的个性的表现，其中个人的内容压倒了存在的客观和谐。亨德尔以其音乐形式的完备令爱因斯坦钦佩，但思想家在其中找不到对大自然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舒曼的作品对他来说是新奇的、精巧的和悦耳的，但爱因斯坦在舒曼的作品中感觉不到概括的思维的伟大。舒伯特于他更亲近。

　　当爱因斯坦听瓦格纳的音乐时，他觉得他看到的是由作曲家天才调整好的宇宙，而不是超个人的宇宙，尽管作曲家以伟大的激情和虔诚表达宇宙的和谐。也许，这种印象部分地是由作曲家的个性造成的，不过爱因斯坦的确在瓦格纳的作品中没有找到摆脱“自我”的存在的客观真理。这种真理他在施特劳斯那里也没找到；爱因斯坦觉得，施特劳斯在音乐中只揭示出存在的外部节律。

　　爱因斯坦会对德彪西的音乐声入迷，犹如他在科学上会对某个数学上优美而并无重大价值的课题入迷一样。但是，吸引他的只是作品的结构。爱因斯坦太善于“从结构上”去领会音乐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理解勃拉姆斯。爱因斯坦认为，对位法的复杂性并不给人质朴、纯洁、坦诚的感觉，而这些是他首先看重的。也同在科学上一样，他觉得，纯洁和质朴是如实地反映存在的保证。莫扎特始终是爱因斯坦迷恋的对象，是他的思想的主宰者。

　　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态度和音乐爱好基本上终生未变。1952年9月，有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风琴家曼弗勒德·克来因来到普林斯顿。他拜访了爱因斯坦，为他演奏，并同他就各种各样的多半是音乐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交谈。

　　爱因斯坦对克来因说，他在钢琴边经常有一种即兴创作的欲求。“这种即兴创作对我来说就像工作那样必要。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可以使人超脱周围的人们而获得独立。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这种独立性是没法过的。”

　　克来因谈到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热爱以及舒曼和舒伯特的一些小曲子给他带来的快愉。歌剧中，除莫扎特之外，爱因斯坦在交谈中只提到《费德里奥》和《包里斯·戈都诺夫》。克来因说：“我认为，他之所以谈论起它们，是因为在这些歌剧中表现了一个社会主题——自由。”

　　接着，克来因讲到在谈话之后他们下到一楼，那里放着从前别人赠送给学者的别赫施坦钢琴。克来因演奏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后来又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作品第111号）。克来因想以自己对贝多芬的崇拜感染爱因斯坦。不过，爱因斯坦虽然感到这部作品的美和力量，但却不能分享年轻钢琴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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