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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对自然过程特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开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一个双重问题。”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像。外界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

  爱因斯坦写道:“无论是贫困,也无论是那些有权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代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触犯宗教信条的信徒们的知识领域打交道。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信念。同时,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本能的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引起有学识读者的欢乐。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

  “在这里将适当地谈谈那些为开普勒所必须克服的内心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我已经提到过了。看来,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出身环境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中和人类生活中现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书信中反映出这种内心的斗争。”

  对于开普勒退出为新的科学思想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阵地(在完全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下)爱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也看到,开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对存在和谐的纯因果理解还存有内心的障碍。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思想论争上的积极性始终有些格格不入,但他懂得他的意义。像开普勒那样不会去妥协,那样沉浸于内心世界、而且也是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样完全的内心自由,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就是摆脱了对宇宙和谐的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碍,一种内在的独立的自由。

  不得不再三重复地写出“和谐”这个词并多次使用这个音乐术语。对爱因斯坦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论及玻尔所说过的“最高音乐神韵”。宇宙的和谐感、和谐的社会理想、城市建筑形式的和谐印象……当然,还有直接意义上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在这方面,布拉格对爱因斯坦来说,可说是一个和谐的天地:天主教堂的风琴声、新教教堂的圣歌、犹太旋律的忧郁曲调、胡斯颂歌的雄浑音响,这一切,又和捷克的、俄罗斯的、德国的民歌、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让人沉浸在和谐的音乐氛围之中。

  在平庸、毫无个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爱因斯坦和其中几位很接近。

  在同事中,爱因斯坦和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相交甚好。在二战中,皮克由于是犹太人,惨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皮克从青年时代当马赫的实验物理学助教时,便对物理学问题一直抱有兴趣,这也是他与爱因斯坦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的交往中,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哲学争论上的孜孜不倦的对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因皮克的相助,爱因斯坦克服了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有关的特殊困难。也正是皮克促使爱因斯坦攻读了意大利数学家里齐和勒维—契维塔的著作,它们充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武库。皮克也会拉小提琴,于是有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举行音乐聚会。

  爱因斯坦还经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专家莫里茨·温德尔尼茨家。专业兴趣不同并未妨碍他们对一般的、特别是文学话题的热烈讨论。温德尔尼茨的五个快活的孩子也很招爱因斯坦喜欢,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小提琴带去,温德尔尼茨的堂妹给他伴奏,她是一位音乐教师、严谨的演奏者,爱因斯坦称她为自己严厉的中士。

  谦逊、善良、随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的朋友。但是,说来也怪,正是这些品性也给他带来了敌人。谦逊常常变成对教授称号态度不恭,冒犯了大学内外的学究集团。爱因斯坦那过于简朴的穿着,不拘一格的授课方式,都让正儿八经的教授们看不顺眼。

  关于爱因斯坦在布拉格首次讲课的情景,有一份报道作了如下介绍:“爱因斯坦极为朴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从而使在场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讲起话来生动而开朗,从不矫揉做作,十分自然,有时还来点使人振奋的幽默。相对论原来是如此简单,这使不少听众为之惊叹!”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和马马虎虎的衣装,哪里像个德国教授呢?

  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也嘲笑自己的衣装。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一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套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到街上去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孩子的头,说:“儿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错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1911年,爱因斯坦从布拉格赴布鲁塞尔出席索尔维会议。索尔维是比利时化学家和工业家,他发明的新的制碱法,使他成了百万富翁。当时,这位制碱大王已70开外。怎样处置自己那数不尽的财富呢?他想仿效瑞典的炸药大王诺贝尔,扮演科学保护人的光荣角色。

  索尔维是有远见的人。他看到,物理学正在向原子和电子的微观领域前进,这对于人类的未来,将产生巨大影响。怎样促进新的物理学的发展呢?索尔维和他的好朋友能斯特教授谈起这个问题。能斯特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机构,邀请世界各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到布鲁塞尔来做学术报告,并且就当前“物理学的危机”自由地交换意见。这就是在物理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索尔维会议的发端。

  1911年秋天,索尔维会议向欧洲20几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发出了邀请,给他们订了头等来回客票,在大都会饭店里包下了几十间头等客房和两个会议大厅,外加每人1000法郎礼金。爱因斯坦接到请柬,他以奥匈帝国皇家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了布鲁塞尔。

  此时的布鲁塞尔,群星灿烂!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智慧”聚集在一起。普朗克的头顶几乎全秃光了。他握住爱因斯坦的手,看着爱因斯坦那一头又黑又密的卷发,脸上不禁泛出了慈祥的笑容。他亲切地向爱因斯坦介绍:“德国来了能斯特、维恩;法国来了居里夫人、朗之万和彭加勒;英国来了卢瑟福和金斯;荷兰来了洛伦兹和昂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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