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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在苏黎世工大，1912－1913年冬季学期，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析力学、热力学，1913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动力学理论，1913－1914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1912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授讲道：“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1913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在仿佛看见在许多物理学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山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就在我面前，并听到埃伦费斯特欢快的声音：‘我懂了’。”

　　他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持续了20年，直到1933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富有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许是欧洲物理学家中最亲密的朋友。

　　1913年秋，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前往维也纳出席自然科学家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通俗的报告，理论还未完成，但爱因斯坦讲了总的设想。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是把这一理论作为新的引力论讲的。他把引力理论跟电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在18世纪，人们关于电只知道存在电荷，它们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学领域，实质上，人们还只知道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仅此而已。但是，电的学说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得出了电磁场概念，在引力学中得出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也到了。

　　这要把引力作为空间的某种特性来考察。在这些年中，爱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看作是空间的特殊几何属性的观念可是，不应该不依顺序地往前赶，宣称爱因斯坦现在就已经把空间的几何属性和引力等同起来了。

　　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爱因斯坦会晤了居住在维也纳郊外的马赫，马赫75岁了，瘫痪在床。爱因斯坦看到的是一个位须发蓬乱、面容慈祥、表情有点复杂的老头。弗朗克在描述这次会见时指出，马赫活像一个来自斯拉夫国度的老农夫。

　　爱因斯坦在1955年同科恩的谈话中，追忆过和马赫谈话的内容。看来，主要是对分子和原子的存在进行过争论。

　　在阐明广义相对论的年代，爱因斯坦付出了艰巨紧张的智力劳动！所有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对他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思维劳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同时，爱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爱因斯坦和米列娃越来越疏远了。

　　爱因斯坦将被委任为威廉皇家研究所所长并将把他选进普鲁士科学院。他还将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并担任由他本人确定的少量课程。要是爱因斯坦愿意，他可以参加别的大学和团体的工作，不给他增加任何义务，他可以从事任何问题的研究。

　　爱因斯坦懂得，同意这一建议将使他可以立刻全神贯注推广相对论的思考。此外，在柏林要有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在同能斯特和普朗克的谈话中，他也听到这一理由。在谈及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提到，按照朗之万的看法，在世界上总共只有12个人懂得这一理论。能斯特答道：在这12人中有8人在柏林。不过，爱因斯坦还在犹豫。他不愿离弃苏黎世和平宽容的环境，也不愿去同柏林的军事、傲慢和伪善的环境打交道。尽管在与世隔绝的学院圈子中，不得不同这种环境打交道，这一点爱因斯坦很明白。

　　谈判以爱因斯坦的同意结束了，但不是最后同意。

　　爱因斯坦要求考虑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特有的常玩的游戏是：能斯特和普朗克必须再来苏黎世一趟；要是爱因斯坦手执一束红花在车站迎接他们，就表示他同意到柏林去，要是白花就表示拒绝。

　　而当能斯特和普朗克再次踏上苏黎世车站月台时，爱因斯坦去了柏林，彻底离开了家庭。

　　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会讨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里，一直举行这种讨论会。参加讨论的，除爱因斯坦外，还有物理学家们，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

　　除能斯特和普朗克外，劳厄也在这儿，他于1912年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发现了伦琴射线的衍射。劳厄还写了许多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系统深入地阐述相对论的著作。出席过讨论会的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赫芝、弗朗克，后来还有薛定谔。在阐述1924—1926年间创立的电子力学原理时，人们很快会遇见薛定谔的名字。有一段时间，丽萨·迈特纳出席过讨论会。她的名字轰动一时是在30年代末由于发现了铀的裂变。

　　所有参加讨论会的人都对讨论会留下了明快的回忆，而这些回忆中最突出的是爱因斯坦的形象。问题不仅在于他在讨论会上说出了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无拘无束和诚挚亲切的作风、给讨论会定下了基调。

　　但是，新院士几乎没有出席过官方会议，其中包括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正是在谈到这些会议时，他的幽默失去了平常的温和，他说，当讨论专业的和具体的问题时，出席会议的同事们在打瞌睡，却还要保持道貌岸然的神态；然而，在解决与科学无关的问题时，却给了学者们兴高采烈发言的借口，讨论会上突然兴趣盎然。教授的繁文缛节也使爱因斯坦生气。1914年5月，他写信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说：“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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