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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提出一连串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使交谈有思想上的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

　　后来在1926年，当罗曼·罗兰60寿辰时，爱因斯坦就1915年的会晤写道：“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

　　您从来不满足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乱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兄弟友爱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疯病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的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店铺里发扬得更好。”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国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爱因斯坦在1915年观察和体验到的情况深深铭刻在他的心灵里，这些情况是：有教养者的道德上的残暴，对“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的人”的希望，科学家的立场、理智不能阻止怯懦、种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的狂热等。

　　在爱因斯坦周围的科学家中，狂热的沙文主义腐朽的影响愈来愈暴露。爱因斯坦读到过一批德国物理学家写的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泛日耳曼主义泛滥促使爱因斯坦去寻找那些还保持理性和良知的团体。他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鲁道夫那时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是爱因斯坦自幼就熟悉的，她和丈夫离婚之后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柏林住在父亲家。她是一位招人喜爱的年轻的妇人，举止温柔，非常幽默，有许多与爱因斯坦相同的特点和爱好。稍后，1919年，爱因斯坦离婚后，就和艾尔莎结了婚。

　　1917年来到了。秋天，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许多学者面前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来未对自己提出过的问题：他们同谁在一起，他们怎样对待新的社会制度，他们怎样设想人类的未来？

　　欧洲知识界正发生政治分化，一切都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在历史关头要有明确的立场。接受还是不接受十月革命，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看出了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开端。关于列宁，爱因斯坦说过：“像他这样类型的人，是人类良知的保持者和革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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