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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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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房屋座落在柏林西部一个较新的区域。这个区是以街道命名的,叫巴瓦斯基住宅区。宽阔笔直的大街,绿树成荫和新盖的房屋,把殷实之家都吸引到这个住宅区来了。爱因斯坦居住的房屋像柏林的千万幢房屋一样,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矗立着一座圣格奥尔基脚踏飞龙的雕象。 在爱因斯坦的住宅内,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浅色带花的壁纸,墙上挂着家人的肖像和描绘弗里德里希大帝与两只小狗的图画复制品,房间的一角有一架钢琴,这一切都和千百幢其他房屋的陈设一样,只有书房才显出主人的职业特点。抱着想从房间的陈设上看到反映爱因斯坦个人特点的来访者,如果没有机会上楼看看的话,是会感到失望的。阁楼上有两间不大的房间,有一道梯子把它们和住宅的其余部分分开。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和套间,那里放着一张圆桌,铺着红白线编织的桌布。桌上是一叠叠纸张、小册子,还有许多烟灰。两把铺草垫的椅子,一张卧榻,靠着墙壁有几个装书籍、杂志和两部厚厚的圣经的书架。 书架上还有玛尔戈制作的犹太老人的雕像,这座雕像的名字叫《茨维贝尔拉比》。玛戈尔对爱因斯坦说:“吃葱头的人都有一头长达腰际的蓬松浓密的长发和胡须”。爱因斯坦很喜欢这座雕像。 这座雕像是家庭中纯朴、友好和充满幽默气氛的象征,它就放在从前房主们留下的物品中。这些物品并不妨碍爱因斯坦,别人的嗜好也不惹他烦恼。桌子上放着一架小望远镜,当客人问起望远镜的用途时,爱因斯坦答道:“没有用,它不是用来看星星的,望远镜是从前住在这儿的食品杂货店老板的。我像爱护玩具一样地爱护它”。当有人问起他的仪器放在哪里时,爱因斯坦笑着指指自己的前额。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回答有关他的实验室的问题时,拿出了自己的自来水笔。 爱因斯坦早上8点左右起床。穿上晨衣便鞋,坐在钢琴前面,等待浴缸接满水。当妻子说:“阿尔贝特,准备好了”,他就走进浴室,艾尔莎随后赶紧关门,因为爱因斯坦自己经常忘记关门,早饭后,他装满烟斗就进工作室去。 人们常常问爱因斯坦: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他总难以回答,因为对他来说工作就是思考。有时,他自己也问某个朋友:“您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当他得到的答复是8小时或10小时的时候,他耸耸肩说:“我可不能干那么长时间。我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五小时,我不是一个勤劳的人。” 当爱因斯坦去工作室后,艾尔莎便坐下来拆信件。 信件来自世界各地,是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这几百封信是由看门人装在几个大篮子里送来的。写信人有学者、政府要员、组织和社团的头头、工人、失业者、大学生。许多信的内容是求援或求教、建议效劳。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信中,发明家谈各种新机器,父母们谈论他们取名为阿尔贝特的孩子们的情况,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一种新型雪茄烟取名“相对性”。 艾尔莎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30年,爱因斯坦诉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 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我的‘伟大时刻’——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成为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另一次,爱因斯坦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爱因斯坦说过,他之所以向往一艘带帆的快艇,是因为他在那里可以无须害怕有人来访。爱因斯坦不喜欢别的运动形式。他说:“我不喜欢耗费体力的运动,我很懒,我唯独喜欢驾驶帆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的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并有全家人的一致要求才穿晚礼服。 还有不少对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他的一幅肖像是1919年11月照的,衣着的描述补充了这张像片,爱因斯坦工作时通常穿一件旧皮上衣,褐色毛线裤并且赤脚着便鞋。一位曾给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外科大夫莫里茨·卡特琴斯坦,描述了在柏林近郊同爱因斯坦一道乘小艇游弋的情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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