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2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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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爱因斯坦在美国所作的演讲中，最重要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演讲。它们都出版了，并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了相对论的经典阐述。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并在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他的演说曾是学者们国际合作的纲领，它不仅大大地扭转了听众的情绪，而且也大大地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而这一阶段的旅行同样也显示了爱因斯坦思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这种处境弄得很窘，当贴身仆人来侍候他的时候，这种感觉变成了真正的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艾尔莎，你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象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起窗帘然而这是徒劳的。背后响起了妻子愉快的声音：“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最后，他们俩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晚上，设宴欢迎客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出席了宴会，他的兴趣是要弄清楚相对论对宗教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就向爱因斯坦询问。回答简短而肯定：“没什么关系”。大主教松了口气，现在他可以放心了。　　1921年7月，爱因斯坦返回柏林。在美国和在英国的辉煌成功，使围绕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社会斗争白热化。在德国，反动派抬头了。　　1922年6月，主张靠拢苏俄的拉特瑙被刺。　　在他出殡的那一天，大学里都停了课，只有勒纳德在海德堡示威式地邀集其政治伙伴们去听他的讲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攻击成了反对民主、和平进步的大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海德堡的工人在拉特瑙出殡的那天，把勒纳德从他的演讲厅赶了出来，而勒纳德报之以对相对论进行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的攻击后，一切就昭然若揭了。勒纳德和民族主义恐怖组织认为相对论是他们所痛恨的唯理论思想的胜利。工人和民主知识分子认为相对论是某种同反动派对立的东西。　　在1919——1920年被直觉地猜到的一切东西，现在被围绕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社会斗争的进程证实了。1922年3月，爱因斯坦在朗之万倡议下被邀请去法国。朗之万和诺尔德曼接待了他，诺尔德曼是一位法国物理学家，他为了在法国传播爱因斯坦的思想做了许多工作。　　朗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蜂拥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以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朗之万的儿子。　　3月31日，星期五，下午5时在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里，学者们和一些大学生都到齐了。与会者奇怪的是，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晚会上没有“巴黎味”，就是说没有戏剧首演的普通观众。原来朗之万精心安排使入场卷只发给对当下讨论的实质感兴趣的人。　　爱因斯坦在讲演中讲了古典相对性原量和电动力学之间的冲突，电动力学使人产生了兴趣。　　4月3日，在法兰西协会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中的时钟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的光辉天才，又是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数学家。他举出一些同这些结论相矛盾的例子，正如爱因斯坦解释的，是些被暗中弄进的例子，而狭义相对论的适应范围扩充不到这些例子。　　4月6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的看法，然后和柏格森发生了争论。柏格森坚持以特殊的“内在的”直觉理解时间概念。梅耶松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你对马赫哲学的态度是怎样的？他听到的回答是已经引用过的评语：“一位蹩脚的哲学家”。　　在法兰西科学院，爱因斯坦没发表讲话。在这里，对许多人来说，爱因斯坦的名字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是自由、和平、社会进步的捍卫者。科学院的其他成员认为，相对论对神圣的古典科学是危险的。对他们来说，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在18岁之前学到的一切才是经验，后来的一切均属臆造”。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那里人们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监。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到处都把爱因斯坦的到来看作是愉快的事件。　　从科伦坡到上海的旅途给爱因斯坦留下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印象。全部时间都在进行紧张的脑力活动：爱因斯坦在思考问题，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在漫长的30年岁月中成了他的希望、失望，有时是悲剧性的失望，新的希望、新的失望的源泉。对统一场论的思考并没有被旅途中的种种印象从意识中排挤掉，但也没有干扰这些印象。科伦坡、新加坡、上海的居民生活等引起了爱因斯坦最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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