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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1930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1930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及后来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大脑功能的迅速衰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失。1930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想局限于纯学术的探讨。在20年代后5年中，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为这种探讨提供了大量的理由。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改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5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100多名记者。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了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各个时代和民族伟大人物的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塑造一位还健在的伟人——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看来，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加上黑帮组织的不断增长的和越来越令人担心的积极反对。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开始对无休止的虚有其表的繁文缛节的要求，不再能像从前那样幽默，而完全是坚决的抗议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伟大的相对论首领”。

　　1931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并带走了许多纪念品，包括上面提及的印第安首领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

　　1931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的交往中渡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1932年春才返回柏林。德国的局势和欧洲的国际局势唤起了他政治积极性的新热情。

　　5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那里正在召开裁军会议。

　　会议上得知爱因斯坦莅临，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欢迎学者。

　　会上的某些发言给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

　　他懂得了，为了防止战争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高谈阔论，而是切实的裁军。过了几小时，贝尔科维奇见到了怒气冲冲的爱因斯坦。宾馆的看门人告诉贝尔科维奇，爱因斯坦从和平宫回来后不停地拉小提琴，奏出满含忿懑和悲痛的琴声，时而以激动的叹息声使演奏中断。

　　爱因斯坦同贝尔科维奇谈话，一开始就严厉指责用热爱和平的言词掩盖实际上准备战争的国务活动。

　　爱因斯坦说：“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愚弄了我们。在欧洲和美洲有几亿人，全世界有几十亿人，还有几十亿人将出生，他们已经受到并将受到欺骗和出卖，这些欺骗和出卖危及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幸福。”

　　欧洲的反动派用日益增长的仇恨对付爱因斯坦。

　　而且不只在欧洲，在第三次去帕萨迪纳前夕，爱因斯坦又听到了他早就熟悉的种族、教权扩张主义大合唱的美国音调。上次去美国办理护照不用他费事：全部出境手续都是由美国大使馆亲自办理。这一次就不同了，当时大使不在柏林，于是这事就落到了助手手里，这位助手召见了爱因斯坦，要他呈报此行的目的、政治观点和联系。爱因斯坦发火了，他声称不去美国了，便离开了大使馆。这才引起惊慌，向华盛顿彻夜进行交涉，翌晨就派信差把签证送到了爱因斯坦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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