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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9月底，埃伦费斯特自杀的消息使爱因斯坦惊呆了。爱因斯坦认为主要原因不是纯粹个人的悲剧，而是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要求同满足这些要求的可能性之间的脱离。也许，早在1933年，在爱因斯坦丧失最亲密朋友的感受中，已经掺入了对科学必须经历孤寂而艰难道路的看法，还掺入了他因社会不和谐和欧洲各国灾难而产生的痛苦思想。要知道在爱因斯坦那一辈自然科学家中，像他这样强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少有的。

　　在1933年底见过爱因斯坦的人，在回忆中把他描绘得极其抑郁寡欢。前德国领事的太太格拉茨娅·施瓦茨1933年10月在美国见过爱因斯坦，她回忆说：“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

　　在德国，恐怖现象继续着和加剧着。1933年3月，在卡普特别墅已经出现了警察。爱因斯坦的财产被没收了，这些财产好象是打算用来给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财政资助的。不久，爱因斯坦的著作连同其他“非亚利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在柏林，在国家歌剧院前面的小公园里被当众焚毁了。

　　在纳粹制度统治的年代里，某些教授向学生们宣讲过相对论的内容。他们绝口不提爱因斯坦的名字，也不提这一理论的名称，不讲述理论的基本概念，只引用大部分公式和结论。在某些物理学家中，曾流传过一个摆脱勒纳德的反相对论监督的方案：他们曾指望戳穿勒纳德本人出身清白的自诩，于是就在卡拉迪斯拉伐的档案中寻找材料，因为这位亚利安物理学信仰者的祖先曾在那里居住过。

　　当能斯特和其他德国学者从威廉二世那里获准在柏林建立一个专门科学机构的时候，他们有美国的类似机构作样子。科学技术进步的新阶段要求在所有的国家建立这类研究所，但它们的形式适应于各种条件和传统：在德国，柏林研究所是以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它关心的是钱；在美国，研究所要是不直接隶属于商业公司，也要靠工业巨头们资助。在20年代中，科学的发展要求把理论家的课题研究从组织上分化出来。1930年，路易斯·巴姆伯格和利克斯·福的遗孀，拥有亿万资本的兄妹俩，请了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改革家费莱克斯纳出主意，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弗莱克斯纳发现，普通的研究所在美国已经够多了，于是建议创办一个新型的机构，他就成了这个名为高等研究院的实际组织者。

　　费莱克斯纳想让一批科学家摆脱教学、行政上的职责及物质上的操劳。他们应当研究最高级的和普遍的问题，并组成研究院的核心。弗莱克斯纳设想，在他们周围将会聚集一批杰出的年轻学者。在通告信中说明了研究院的宗旨，特别强调了应聘到筹建的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照弗莱克斯纳的话说，研究院应当成为“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无一日三餐之忧。”

　　1932年1月，在帕萨迪纳，米利肯建议弗莱克斯纳跟爱因斯坦谈一谈高等研究院的计划。弗莱克斯纳说起过自己是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决定去找爱因斯坦的，可是很快就感到他那平易近人的魅力。

　　不久，他们在欧洲的牛津大学相遇。这一次，弗莱克斯纳请爱因斯坦去高等研究所工作。他们约定要继续已经开始的交谈。

　　这次交谈进行了，爱因斯坦已经明白，继续呆在德国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还幸存一线希望，所以对弗莱克斯纳说，也许一年中有一段时间他将在柏林度过，但这种希望十分渺茫。1933年，希望破灭了。10月，爱因斯坦已经着手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在研究院的地位有些不妥：用他的话来说，不承担教学任务，凭内心要求做研究工作而拿钱是不行的。爱因斯坦习惯于讲课，同学生们的谈话、考虑、开会等等之后的剩余时间才看成是属于他个人的东西。在柏林，他的这些任务比在布拉格和苏黎世少多了，但始终还是有的。在普林斯顿，这些任务几乎都没有了。他仅指导一小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中有：瓦特·迈耶尔（他是从德国带来的助教）、纳坦·罗森、彼得·贝尔格曼和瓦连丁·巴尔格曼等人。恩斯特·施特劳斯、约翰·凯曼尼、罗贝尔·克莱赫曼和布鲁里亚·考夫曼也曾在这里。

　　在1936—1938年，爱因斯坦的助教是英费尔德。爱因斯坦与普林斯顿的老一辈的同事很少见面。他对凭纯科学工作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有无意识的、但却是很深刻的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认为与其当教授挣钱，不如在除他之外不属于任何人的空闲时间里搞研究。统一场所问题强烈地吸引住爱因斯坦，以至他不能放弃抽出全部时间研究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他也愿意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此。每天早晨，爱因斯坦都去范氏堂会见自己最亲近的同事，了解他们做完了什么事，讨论下一步工作的路子。然后，他就回家继续思考那些问题。

　　他的这些思考经常被人们打断。许许多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曾经造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是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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