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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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说是彼得一生当中的转折点。那些几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军事游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写道：“尽管那时我们在科茹霍沃玩战争游戏花了很多气力，脑子里除了游戏什么也没有，但是这种游戏却成了步入真正事业的起点。” 　　读了上面这番话，人们会对彼得黩武的癖好表示非难，因为在“真正的事业”，即战争游戏的下一步，意味着亚速战争，这是在他执政后独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样判断是错误的。诚然，他并不厌恶战争，但他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说：“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独霸天下，这种人算什么大英雄！”不是亚历山大·马其顿，而是尤利乌斯·恺撒，才堪称楷模。“后者是个英明领袖，而前者要成为全世界的巨人。”战争对于沙皇来说乃是一种命运攸关的需要。　　十七世纪时，俄罗斯辽阔的疆土与海岸的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俄国北部和东部濒临海洋，尽管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实际根本不能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刚刚开发不久。唯一的海上门户就是位于白海上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但它一年却有九个月的结冰期。此外从白海到西欧国家的路程比从波罗的海长一倍。再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远离俄国经济中心，把俄国商品运进港口，就象从这里输入外国货物一样，运费昂贵，因为从沃洛格达到国内中心要靠畜力车运输。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领导四个政厅的工作。改善政厅制度的另一途径是削减政厅的数目，合并若干重叠的机构。不过，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纪末，国家尚保留四十个以上的政厅。当然，这些改革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也反用了纯专制政体的统治权集中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过程。　　政厅制度和领主杜马的变革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与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权对宗教政权的优势这场尖锐斗争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角逐达到了白热化。　　尼康，是个好弄权术的飞扬跋扈的人，1652年当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世时他就大权独揽。他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务。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称号。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尼康管理领主杜马，并独立处理军事和民政问题。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沙皇政权——比作太阳反射下的黑夜里的星体。尼康的异端行为无论宗教界还是在有权势的领主中，都招来了物议。　　沙皇和大主教之间日趋自热化的冲突最后以决裂而告终。尼康于1666年被射击军押送到费拉庞托夫修道院，在那里象个普通僧侣恬淡度日，了此余生。　　彼得的正规军也不是凭空缔造的。武装力量的陈旧组织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时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种在有军事行动时召之即来，一俟军事行动停止后即各奔他乡的地方部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备武装力量射击部队参与战事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射击军首先完成警察的职责，用来警卫沙皇宫邱，在圣驾出巡时保护沙皇及皇室成员，同时镇压市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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