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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人家说了我这么多坏话。”贝多芬说道，“他们不相信我，都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名。我现在当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说得如此自负。这实际上是贝多芬单纯的真诚：他深信伟大的音乐离自己已经不远了。有了这种坚定、自信的直觉，他终于崛起了，成功了，与老人的预言恰好相反。

　　这种力量的感觉一天天地变成了真正的事实。贝多芬能够随心所欲地调配音乐世界里的一切，但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地应付世界。他觉得人的世界要比音符的世界复杂得多。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穷于应付各种小事，并对此非常的耐心，所以，他有时看上去是一付恶狠狠的样子。有钱人总是看不起艺术，他们以为没有他们艺术就难以生存下去；而普通人因为理解力的迟缓，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又忽视艺术。对别人说好话，在贝多芬看来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因而，奴才们也就等于虚伪的流氓；他并不指望在奴才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所以那些人也就尽可能地给他以不公正的、最差的待遇。

　　似乎是贝多芬在自己四周筑起来了猜疑的墙，但那些喜好环绕在“名人”周围的、无知的人们却常常干扰他的独立生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比较粗鲁的态度和言行来阻止这类干扰。他不像一般的名人那样擅长使用“小礼貌”来作为防御物；至于如何取悦于他人，如何使用缓和的语调，他也从来不会。

　　贝多芬认为音乐是从这世界上的人类的感情冲动中流淌出来的。当然，作曲家应是人类情感中的善良者。他看得很明白，对巨大的成功抱有莫大的期望，甚至就如同放在了他的面前，只待他伸手去抓住它、握紧它一样。

　　贝多芬赢得了朋友的热情，并从其中获得了许多安慰，从而得到一些短暂的休息。朋友们变成了他音乐激流的“出海口”。

　　人们知道，在贝多芬的性情中，仇恨代替了平静，如汹涌的怒潮冲破了他感情上的控制能力；皱眉的动作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挑战。他那紧握的手和下垂的嘴唇是不会流露出一丝笑容的，但他一定会突然地狂笑。这种纵情的笑也只有当音乐这个精灵有如他的心脏般搏动时，才能使贝多芬笑出来。盲目的发怒、发疯般的狂欢、精神的沮丧——这些都是他常遇到的。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贝多芬那奇怪的、丑陋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感。他们看到的是他坦白而毫无做作的举止。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忠诚，以及一种博大的胸怀。能看到他这些优秀品质的人都能理解他、同情他、尊重他、热爱他。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挚友被贝多芬指责时，他们知道，事后贝多芬又会为自己失礼的行为而追悔莫及。

　　有几封信可以间接地证明他的发怒和懊悔常是连接在一起的。

　　1799年的某一天，17岁的钢琴家赫梅尔收到贝多芬的两封信，是在同一时刻收到的。第一封信写的是：“你不会再到我这里来了。你简直是一只叛逆的狗，希望有人将叛逆的狗丢掉。”而第二封信的内容却为：

　　“赫梅尔，你是一个忠诚的伙伴，现在我知道你是对的，请你于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休本柴，我们两人将使你的心感到愉快和明亮。吻你，你的朋友贝多芬。”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大约在1795年）中说：

　　最亲爱的！最可爱的！你在我的面前所发出的光彩是多么让人讨厌啊！我承认我没有好好保持我们的友谊，你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合乎理想，当我第一次和你作比较时，我觉得跟你差得太远了！啊，我几乎让我的朋友感到不快足足有一个星期之久！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失意。但我得感谢上天，幸而我不是故意做了对你不应该做的事，那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使我不能看清楚一件事的真实的那一面。啊，我在你的面前感到多么惭愧啊！不但是在你那一方，同时也在我这一方。在此，我恳求你，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友谊。啊，韦格勒，我最可信赖的靠山，你基本上从幼年时代就了解我，一直到现在你都了如指掌。哎，让我为自己辩白几句，我有很善良的一面，而且常想使我的行为正直而忠诚，否则，你怎么会爱我呢？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我会不会变得如此的可怕？不可能，这种善良的感觉和真实的爱好，在这一刹那间几乎让我失去自我。不，决不，韦格勒，我最亲爱的，请你再冒一次险，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信任你所发现的、那个有善良品质的‘他’。我可以保证神圣而纯洁的友谊之塔，犹如用你的手所建立起来的丰碑，将永久地保存下去，决不会有任何意外，暴风雨动摇不了它的基石，——坚固——永久——我们的友谊；一个枯萎了、消沉了的友谊之树又将重新鲜活起来。啊，韦格勒，请你不要拒绝我的修好要求。啊，上帝！我将重新和你拥抱，请接受我这个朋友，你的宽宏大量将使我永远不会遗忘！

　　——贝多芬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影响有如此之大，就连卡尔·阿蒙达也不能例外。阿蒙达于1798年到达维也纳。当时他是一个26岁的、刚毕业的神学院学生。尽管忠实于上帝，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极佳的小提琴手，也不会减弱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忠诚地希望能和贝多芬接触并了解其人，所以，他在筹划着如何结识贝多芬，然而，在他的个性中有着明显的害羞心理。他知道，只有音乐才能使自己和贝多芬聚集在一起。

　　这一点从阿蒙达家庭所记载的事实中可以得知：有一次，阿蒙达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四重奏音乐会中充任第一小提琴手；当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为他翻乐谱时，他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就是贝多芬。次日，他们的主人就去问阿蒙达：“你到底演奏了什么？你已赢得了贝多芬的注意了！他说你和你的演奏使他感到高兴！”

　　阿蒙达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匆匆赶到贝多芬的住处，立刻请求贝多芬与自己一同演奏。过了几小时，阿蒙达回家去，贝多芬又一直陪送他回家。而在阿蒙达的家，音乐又再度响了起来。末了，贝多芬打算回家时，又对阿蒙达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到我那儿去吗？”阿蒙达答应了。两人一直在贝多芬住所呆到傍晚。贝多芬再次将阿蒙达送回家。他俩就时常像这样相聚，并时不时地互相访问。以至于朋友们在街上或某个场所只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时，便会有人问：“哎呀，另一个人在哪儿呢？”

　　他们相互信任对方，彼此倾吐衷心之言；对于贝多芬而言，很少有人能赢得他的这份友情。一年之后，卡尔·阿蒙达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他的故乡——巴尔底海岸的考尔兰特。

　　魏什尔·克伦福尔兹曾一度是海顿的学生，他教给了贝多芬许多小提琴方面的学识。贝多芬很想在这种乐器的演奏上掌握更多的东西，但他却并没有精通。

　　阿蒙达也讲过一些劝说贝多芬来拉小提琴的话，谈来谈去，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而不了了之。

　　当然不能忘记休本柴和他的老搭档里区诺斯基的四重奏。辛德勒告诉大家，音乐家法拉特罗斯基、约翰·威尔士·斯特舒、卡尔·史高尔都教过贝多芬，让他研习簧箫、铜号和笛子的结构、特色以及乐谱的书写方法。如此一来，贝多芬就将他在波恩所学到知识更进一步地完整起来。

　　贝多芬与低音提琴家特拉格莱蒂也有过多次交往。特拉格莱蒂在他面前演奏了一两个曲子。听完之后，贝多芬狂喜得将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起拥抱了起来。从那以后，贝多芬对低音提琴的演奏部分也就谱写得更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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