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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贝多芬和司蒂芬·冯·勃朗宁的友谊是长久的，但也不可能不发生任何争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司蒂芬有缄口不言的习惯和特殊的忍耐心。1804年，他同贝多芬因他们的共住寓所而发生了争执，尽管朋友、亲戚们作了调解，但毫无收效。不久，勃朗宁以为纠纷已经完结了，便要求恢复他们之间的交往，并在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认可时让兰兹作调解人。贝多芬给兰兹写了一封长信，作了一些自责，尽管争执已是七个月之前的事了。贝多芬在给兰兹的信中又提及此事：“在许多事件中，我能够隐蔽自己的感觉，但是当我正在烦恼，特别是使我容易发怒的时候，我所发出的暴怒，其程度会比任何人都厉害。”

　　按照兰兹的说法，司蒂芬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谅解。差不多过了一年，他们又偶然相遇。贝多芬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司蒂芬，要求恢复两人之间的友谊。“让我们将那件不愉快的事永远埋葬，我亲爱的司蒂芬，我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做了些什么？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内心的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已责备够了我；我觉得你并不坏，不，假使我再如此，我将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了。这都要你宽大为怀，而不是我。‘猜疑’不应当再存在于你我之间，我忠实、亲爱而华贵的司蒂芬！请你原谅我所给你带来的创痛，我也非常地难过，自从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以后，我第一次觉得你的心是多么的仁慈而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

　　“我敢确认你在不久的将来会回到我的怀抱里来。”

　　能够了解贝多芬个性的人，只要等待他的暴怒过去即可相安无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此。有如暴风雨过去后的平静一般，贝多芬也在大发脾气之后又恢复热情、高贵而又可爱的常态，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地回答一切繁琐的问题。陌生人看见了会感到惊奇——这样的一个“恶人”，会如此诚恳而亲切地接见自己！

　　当然，有一种情形又另当别论。若有某位不识相的来访者，在贝多芬整个身心被音乐所占据的时候进入他的房间的话，毫无疑问，他将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当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所在，在许多宾客之前忘乎所以：不取下头上的帽子，口中时不时地发出“啊！”或“呵！”的声音，把钥匙拿在手中敲打。在他为吉丽达和茜丽萨独奏一段极缓慢的音乐时，贝多芬会不再弹奏那种平时易于为人所领悟的音乐。这音乐恐怕是从他自己隐密的内心中所发出的，甚或是梦境中最强大力量的反射。

　　1809年1月里，贝多芬住在匈牙利安娜·玛丽·埃柏特伯爵夫人的家里。她也是贝多芬的忠实支持者，并且每年付给他相当的薪俸，以使他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她只有29岁，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小女人”。

　　伯爵夫人请他来别墅中居住，而贝多芬却是永远地在变更着住所。他是一个单身汉，无须顾虑一切，他一觉得不舒服或跟房东吵了架就可以立刻搬家。他对于仆人的问题最感到头痛，便雇佣了一对夫妇来照料自己的起居。

　　贝多芬在埃柏特住了两个月之后，他和佣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伯爵夫人用金钱的方式想保持他们的平静相处，但没有什么效果。

　　贝多芬又流离失所了。两个月后，战争再度威胁到维也纳。皇族在1809年5月4日离开了此地，贝多芬的恩人大公爵也在内。许多名人也跟着在逃难。这些人的离去就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作品第81A号，又称《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或《再见、离别和归来奏鸣曲》）的起源。

　　鲁道夫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归来；永别的人很多。

　　到了5月10日，贝多芬发现这座即将被占领的城市中心已没有一个显贵的朋友，埃杜得也已离去，甚至柴姆斯加尔也找不到了。

　　法军在斯毕特尔堡架起了榴弹炮，于晚上9点钟时开始轰击法朗，成群的居民钻入了每一个可能避开炮弹的地下室。贝多芬住所的窗口正对着法军的炮阵，他就避到洛恩斯坦加萨的弟弟卡尔的家里去了，贝多芬蹲在地窖里，用一个枕头掩住了自己的头，以减少他那可怜的耳朵因剧烈的震动而受到的痛苦。

　　炮轰终日没有停过，许多住房都着了火，受伤的居民被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次日下午，维也纳陷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拿破仑再度在勋勃萨皇宫住了下来。

　　幸运得很，贝多芬的两位恩人劳勃高维兹和鲁道夫已将他们应付给他的钱支付了。而现在他俩也不知去向，贝多芬的收入将断绝了。看着同伴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纸币也在贬值，他惟一感到痛快的就是嘲讽并痛骂法国人。“啊！这不幸的法令宛如一个荡妇在引诱着。”他写给弗朗兹·冯·勃朗斯维克说：“我或许像尤里赛斯，将我的耳朵用蜡封起来，拒绝签署一切文件。”贝多芬有足够的时间去顾影自怜，常去的城镇早已被封锁了，海林根城变成了一所兵营，甚至兵营也关闭了；他只有在这座荒凉的城市中感到愤怒。

　　在这个夏天中，贝多芬为缺席的大公爵编纂了一本音乐教科书。年轻的勒斯特有一次看见他在一家餐馆边，向一个路过的法国军官挥动着拳头，狠狠地说：“如果我了解战略能和了解音符对位法一样清楚，我一定给一些颜色给你看看！”

　　战争并没有激起贝多芬为国家复仇的热情，只不过使他厌恶战争，而战争对他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中说：“在我的四周围绕着的是多么粗鲁的生命啊！除了战争、大炮、男人和各种令人沮丧的事以外，别的就一点也没有了。”

　　当年夏季的最后几天中，贝多芬到匈牙利去了，可能在那里拜访了勃朗斯维克。音乐的思想此时又重新涌了起来，他作了两首钢琴作品，是题赠给弗朗兹和他妹妹茜丽萨的。那是《C大调幻想曲》（作品第80号）和《升F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78号），完成的时间是10月。到12月，他又交给了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74号，又称《竖琴四重奏》）和一首新的钢琴协奏曲。他在1809年的草稿簿中，一页接一页地写满了乐号，也就是以后《第七交响曲》（作品第92号）的快板和最后一乐章　，《第八交响曲》的第一和最后一乐章的大概轮廓。里面也有席勒的《欢乐颂》序曲的草稿，对席勒的兴趣可能是在宫廷剧院所演戏剧中的诗句聚集起来的。

　　早在1810年，人们又发现贝多芬的生活进入正常而舒服的阶段了。他又回到了巴斯瓜拉地住房的四层楼上安顿了下来。1804年，他曾来此地居住过。他颇为忙碌，精神也很好。这年的第一个月就完成了《爱格蒙特》序曲，同时在接洽和预备着它的演出。5月24日，在霍夫堡剧院演奏，他抱怨剧院的穷困，使他在这次演出中没有拿到一分钱。金斯基忙于作战指挥还没有回来，所以没有付给他薪金，劳勃高维兹和大公爵则忙于应付他们自己的事情。自从拿破仑严禁货币自由兑换之后，他好久没有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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