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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他告诉施东浦夫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啊，而这快乐的程度不是我的一枝笔所能描述的。”

　　辛德勒带给他一些舒伯特的作品，使得贝多芬大为惊奇。这位胆小的作曲家在罕顿白兰的陪伴之下走到贝多芬的病床边，可是现在太迟了，不可能再有机会来发展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了。

　　大彼里送给贝多芬一件礼物，那就是海顿出生地的画册。贝多芬将它给琪哈特看了，说：“看看今天到这儿来的客人啊，这所小房子里就能产生出伟人来！”

　　又隔了一段日子，到1827年1月2日，卡尔才离开了依格劳，加入了军队。这对贝多芬而言，又是一桩让他快乐的事。因为卡尔在贝多芬身边常常激起无数的恼怒和争吵。到依格劳之后，卡尔仅给贝多芬写过一两封信，敷衍一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贝多芬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侄儿。在卡尔离去的当天，贝多芬就写了一封信给巴哈医生，指定卡尔是自己惟一的继承人。这封重要的信件并不是当时就送出去了的，因为勃朗宁反对在目前就将贝多芬的财产作如此的分配，经过争论和拖延之后，贝多芬还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从这个时候起，贝多芬的周围就常围绕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病情的好转只是暂时的，到了1827年1月，显然又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贝多芬从华鲁海医师的面部表情上看出病情是在逐渐地恶化起来，所用的药品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华鲁海是一位业余大提琴家，也是贝多芬的崇拜者；在领取执照行医之前，他是学宗教的。在这段比较长的生病期间，贝多芬不愿意听医生动人的语言和安慰，只求病好，恢复到他能进行音乐创作时的身体状况。当华鲁海医生与他说话时，贝多芬就转过脸去。

　　华鲁海无计可施，就采用了另请玛尔法蒂医生的办法，并让辛德勒尽最大的努力去办这事。玛尔法蒂是茜丽莎的叔叔，在1813年曾陪伴过贝多芬的，但贝多芬有一次对他非常无礼，就像华鲁海所遭遇到的一样，结果，双方关系一度相当冷淡。

　　玛尔法蒂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辛德勒的请求，他说他不愿意像华鲁海一样。他还说：“告诉贝多芬，他是一位音乐大师，让他知道我和其他同伴也希望生活在音乐之中。”他所没有表明的理由，是因为贝多芬非常顽固而不肯镇静下来。

　　在辛德勒第二次拜访了之后，玛尔法蒂医生才于1月19日来到贝多芬的病床之前，同他恢复了友好关系。玛尔法蒂的方法正与华鲁海完全相反，他将所有的药瓶拿掉，允许贝多芬饮一些冷的酒，好让贝多芬清醒，重振他的精神和希望。贝多芬视玛尔法蒂医生如救世主一般，但玛尔法蒂的各种不同尝试只能增加水肿；而冷酒，也正如华鲁海所说的，只能刺激贝多芬衰弱的器官。华鲁海医生又被请了回来。

　　维也纳的朋友们经常出入于舒怀兹在斯班纳的寓所，休本柴、林加、杜柴尔克等都来到了贝多芬的病床前，并送上礼物。

　　贝多芬病重的消息传遍了全欧洲。钢琴家赫梅尔也匆匆赶往维也纳，以免到达得太迟。赫梅尔一家在3月6日也到达了，妻子和15岁的孩子费迪南·罕勒也同行。

　　赫梅尔忘却了过去的宿怨。进入起居室后，他大为惊奇：初春的气息已经很浓，贝多芬坐在窗前，显然很舒服。他的灰色的衣袍钮扣没有扣上。他在数天前刚动了第四次手术，强壮的体格已不复存在，只有憔悴的面容让人难忘。

　　年轻的罕勒甚至不敢走上前。贝多芬的病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以后的年月中写道：“他没有剃胡须，稀薄而灰白的头发杂乱地散在他的额头上。当他看到我的父亲之后，立刻面露喜色。同时，也好像极高兴见到他。他俩热诚地拥抱在一起。父亲向他介绍了我，贝多芬表现出一个老人那种常见的仁慈。我被允许坐在窗前，也就在他的对面。与贝多芬谈话是必须用笔写的。他讲着，而别人却要用纸和笔来提问或回答。因为这个缘故，纸张和铅笔是常备的。为了提一个问题，而让这个毫无耐心的人等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每一次的问答都要停顿好一会儿，当书写的人在写着的时候，贝多芬常用饥渴的眼光跟随着笔迹在移动，急欲在一瞬间就明白对方所写的内容，而不用拿起纸来再读一遍。”

　　谈话进行了不久，贝多芬就问起歌德身体是否安康。贝多芬悲哀地说：“我在这里已经躺了4个月了——一个人最终也会失去耐心的！”听说侄子卡尔又闯了一次祸，他伤心地说：“卡尔于国家已没有用处了。”他转过脸，望着罕勒，鼓励其努力地学习音乐：“艺术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

　　2月间，韦格勒曾来过一封信，建议贝多芬重返波恩，艾兰诺拉也签了字。贝多芬给他写了一封信，对迟复表示歉意，信中透着浓烈的思乡愁绪：“我脑中常铸成一个答复，但当我要笔录下来时，我又常把笔给弄丢了。我记得你常赐给我爱，比如你将我的房间粉刷得雪白，这使我多高兴啊！这跟冯·勃朗宁夫人家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仍旧思念着你的劳欣。你可以看到，所有在我幼小时给予我以爱的人，至今仍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即使垂暮多病，贝多芬仍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他还写道：

　　“假使我永久地让缪斯熟睡，那么，她恐怕不会去震醒更坚强的人。我仍希望带给世界几个伟大的作品，然而，像每一个年老的人一样，在人世间的好人生活总会要结束。”

　　从英国伦敦，也同时寄来了莫斯契勒斯和施东浦夫的信。信是在3月初到的。贝多芬向他们诉说自己病中的经济状况：费用不断地增加，“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写过。我的薪金只够付我半年的租金，所剩下的仅百十来个弗洛林了”。他希望伦敦交响音乐会能为他举办一次音乐会，以筹集一些资金，给他以帮助。

　　这封信发出后，伦敦交响音乐会立刻给他寄来了100英镑，“让他在病中感到舒服一些，并解决一些费用问题”。

　　辛德勒在写给莫斯契勒斯的信中说：“贝多芬接到这份礼物是多么高兴啊，像一个小孩似的……这一整天，他都在不断地唠叨着，希望上帝一千倍地报答他们！并说：‘我希望能作一首交响曲、序曲或是其他的什么曲子，总之是他们所想要的’。”也许，这是贝多芬一生中最后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

　　赫梅尔在3月29日又作了第二次访问，并带上了妻子，艾兰诺拉·劳欣是贝多芬要求他们来的。

　　贝多芬还记得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她也还记得贝多芬幼时的模样。

　　贝多芬对赫梅尔说：“你有一个妻子来照顾你、爱你，但是可怜的我……”此刻，夫妻两人站在贝多芬的病床前，俯身听取他那微弱而断断续续的言语。罕勒在上次见到他时，就曾听他说过：“没有多久，我将归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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