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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如果他只是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巴尔扎克正确地处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生活是未加修饰的真实，艺术家必须把生命灌注到人物里去，才能使之“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但是，艺术家不是强加自我的意志于人物，而是要放手让人物根据生活的要求去行动。所以他说，作者不仅要再现生活中“实在人物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要使作品中的形象“高于实在的人物。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文学”。“高于”就是艺术家对来自生活中大量素材进行提炼、集中、典型化。

　　巴尔扎克这种塑造典型的方法与鲁迅先生的论段很相似，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种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但是，如果把他们弄得一模一样，则又会成为对作家的毁灭性的判决。因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就不会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了。”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巴尔扎克笔下出现的贪财奴们既类似又各有特点，决不雷同，他描写的野心家们同样地既有共性又个性分明。这些充分显示了巴尔扎克艺术观点的巨大生命力。

　　巴尔扎克不仅主张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而且要求事件也要富有典型性，因为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试图在描写一个时代，只有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才能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发展趋势。他的现实主义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就在于不光抓住了他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形象地再现了那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金钱关系，马克思都情不自禁地赞誉他对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巴尔扎克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目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什么是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什么是大鱼吃小鱼；什么是拍卖和破产；什么是“金钱夫妻”，什么是“财产父女”这些光怪陆离的事件都是通过形象而生动地述说或描绘诉诸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在艺术欣赏中受到启示，丝毫没有政治课本式的枯燥之感。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才能与魅力。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巴尔扎克可谓竭尽全力。

　　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自己的这个供想象的后院里，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不过在这种初步的工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只有少数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他的朋友们说，巴尔扎克有着敏锐而准确的观察能力，他只须不介意地一瞥，就能在律师的办公室里、省城的深处或巴黎一间内室的围帐后面找到他所想找的细节。令他的朋友们惊奇的是，在常人熟悉的事物中他能发掘出一些特点或一种性格，使人们不得不自愧不如“确实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知道如何与资产者相处时使自己变成资产者，在与工人相处时使自己变成工人；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了解一个青年的心灵，没有人曾经像他那样把那可爱而高傲的公爵夫人的心意打听得更清楚，或者比他对在婚姻中找到幸福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夫人了解得更深刻。

　　他不仅深入到外省的安恬卑微的生活的神秘之处，他并且使这单调的图画有趣味，足以使我们对他所描写的人物产生兴趣。”总之，他知道所有行业的秘密：与搞学问的人在一起他是科学家，与葛朗台在一起他是个吝啬鬼；与花花公子在一起他又成了十足的纨裤子弟。我们不要以为这一切才能都是天生的，巴尔扎克对周围的一切做到顺手拈来、点铁成金，决非一日之功，他那罕见的直觉是长期思索的成果，是一位有明确艺术思想并为之不懈耕耘者的收获。多么令人钦羡的收获啊！

　　为什么而写？

　　这是文学创作的目的问题。巴尔扎克对此也有过深刻的思考，并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强调文学要具有教育作用，“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同时，他看到，如果文学家摆出一副道学家的尊容处处给人布道，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提倡寓教于乐，他说”

　　只创作也不够，还必须经常娱乐人”，使人们在轻松地阅读中得到享受，进而潜移默化地受到启发。读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独立意志支配的“接收屏幕”，巴尔扎克从接收美学的角度认识到：“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必须保持向读者说话和使读者听话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只有像获得它的时候那样，就是说，一面要使人得到消遣，才能保持得住。”虽然巴尔扎克未必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观众读者是上帝”，但他很清楚地明白，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受到他们的欢迎，才能传达自己的思想与主张，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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