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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回到巴黎，毕加索打开衣橱一瞧，发现那里早已经是蛀虫的天下了。他一套最好的衣服只留下了接缝和硬麻布衬里组成的轮廓。这个轮廓的透明度很高，毕加索无需翻口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烟斗、火柴盒、钥匙等。毕加索端详了良久，而且长时间不让别人破坏现场。因为还在立体主义早期，透明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课题。他希望画出物体的可见表面，那揭示物体的本质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个自然现象给了他有益的启示。

　　当玛丽·泰勒对毕加索百依百顺的时候，他的心中已隐隐有了一丝后悔。他和泰勒除了游戏爱情，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她对画一窍不通，心血来潮，就拿了毕加索的画笔，在画布上涂一个撒尿的小孩子，尿呈抛物线，撒到画布外面去了。毕加索只好苦笑着说：“好，好。”如果你要教她怎么画线，那就是对牛弹琴，她对毕加索说：

　　“你那样的画，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反正是一块红一块绿的。”

　　毕加索只当这话是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心里却不是滋味。”

　　第十章　雕塑家与诗人

　　1

　　1928年，毕加索为古罗马诗人狄比乌斯的《变形记》作了一套插画，人体的各种变形，蜷缩的，狂放的，扭曲的，都是受到沉重压迫的最底层人。通过人的变形，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荒唐和社会的龌龊。几乎同时，奥地利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在十几年前发表的小说《变形记》也渐有影响；而到了二战后，卡夫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和毕加索在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一样，均是“一览众山小”的巅峰人物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因深刻揭示了社会的“异化”而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可见，艺术领域的不同，并不能阻止艺术大师的灵犀相通，他们都是苦难的承担者、人性的追求者和真理的殉道者。

　　巴尔扎克的小说《真相不明事件的首领》也是毕加索喜爱的篇章　。主人翁是一个疯子老画家，他为了达到他想像中的模特儿的完美形象，无数次地修改，未有穷期。在他看来，这一堆颜料和线条才是最美的，它与现实中的模特儿并非一体，而是并存。毕加索惊讶于巴尔扎克竟然提出了立体主义需要全力解决的相对真实问题。他看到过罗丹的那一尊引起争论的雕塑《巴尔扎克》，他认为人们对它的抨击不是恶意的，就是无知的，他们不懂得罗丹，更不懂得巴尔扎克。

　　伏拉请毕加索为这篇小说插图，他专门给毕加索配备了一位版画家路易斯·福特，此人精于铜版加工。福特高质量的配合，使毕加索如虎添翼，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版画，人们称之为“伏拉组画”。

　　“伏拉组画”一共五组：1.《雕塑家的工作室》，46幅；2.《提琴》，5幅；3.《牛头人身怪物》，11幅；4.《伦勃朗》，4幅；5.《瞎眼的牛头人身怪物》，4幅。另外，还有各种题材的版画27幅。

　　这五组画中，牛头人身怪物非常值得注意，他是毕加索在这段时期里重点推出的对象，他对于理解作于1937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油画作品的《格尔尼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牛头人身怪物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的名字叫米诺托。他是人，他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为什么会变成怪物呢？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哲学命题：人本与异化。阶级压迫，种族歧视，贫富悬殊，在疯狂的战争和阴险的倾轧中，人欤？兽欤？非人非兽也，而是人与兽的混合体。野兽不会用大炮轰炸自己的同胞，野兽不会把皮鞭抽打在同胞的身上，这都是人类的专利。

　　牛头人身，可见是用动物的思维来指使人类的文明。这就难怪，立体主义绘画在坦克飞机上派上了用场，科学原理纷纷演变成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科学和艺术越来越进步，而人类的气量与修养却越来越糟糕，哀哉！

　　牛头人身怪物系列画，展示了一种规律性的过程和合乎逻辑的结局。《怪物狂饮》、《怪物与船》、《米诺托之战》描绘了淫荡和暴乱；《瞎怪物》则说明人类已走入盲目的歧途，画面中手捧鸽子的漂亮少女正是歌德所歌唱的“引导我们向上的永恒的女性”。《妖怪的末日》中，妖怪胸部中箭，“永恒的女性”神色严峻地对他提出警告。《死了的妖怪》匍匐在地上，它的姿势好像还在挣扎着想再起来，人们善良的目光里露出恐惧。

　　1931年，毕加索在巴黎郊外的波伊斯盖鲁普村发现了一座17世纪的城堡。这座灰色石头建筑比起巴黎那小小的画室来，宽敞多了。他鼓动福特把铜版印刷机运过来，旁边的马车房则改为雕塑室。他的老友雕塑家贡萨列听说了毕加索的新动向，连忙跑来凑热闹，而毕加索正需要一个这方面的引路人。

　　毕加索觉得雕塑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大胆地拼贴。在此，他得意地用上了一句中国格言：“以不类为类。”他从废物堆里拣出碎铁、弹簧、螺帽、插销等，这些原始材料通过不同的组合而显示不同的内容，人们一看到由“它们”变成的“它”，就不知“它们”之所在。这种变化比魔术更严肃，更真切，也更强烈地对物体的同一性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正是毕加索最擅长的，把人们废弃的物品一一用到苦心经营的作品中，他将之视为“生死搏斗”，意即被别人判处了“死刑”的东西，一到他的手里，就能栩栩如生，焕发神奇的光彩。

　　毕加索以为在波伊斯盖鲁普村找到了一个隐蔽所，“这下谁也甭想抓住我。”他自豪地对贡萨列说。话音未落，就有人拍他的肩膀了，他先惊后喜，这个人他太想见了！勃拉克战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为了让他静心养伤，毕加索很少去打扰这位立体主义的挚友。

　　勃拉克十分赞成老朋友的想法，他说，立体主义如果能在雕塑领域取得丰硕成果，那就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和活力，对立体主义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毕加索笑了笑，他心想，这家伙总是那么认真，每句话都要提到“主义”的高度，我可不管那么多主义，我要的是创作。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太了解勃拉克了，他的忠厚和执着，对立体主义那一份初创的事业，他的感情似乎要比毕加索“深厚”得多。他后来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奔驰，不怕孤独和劳累，因此他的艺术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囿于一隅的狭隘和局限，而达不到毕加索的那种境界。

　　勃拉克能来，当然别的朋友也能来。肯惠拉和他的妹夫，诗人麦克尔带着夫人，他们都是对毕加索的最新动向很感兴趣的，往往闻风而动，所以，毕加索风趣地说：

　　“我隐居在朋友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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