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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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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还算是有风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认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结束宴会上，大家站起正要干杯，某苏联代表借酒发难，大声斥责毕加索： “你如果再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画风，将会没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现实主义’得赶快收场了！” 其他人随声附和，本来友好谐和的气氛被冲得烟消云散。这些人不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艺术的脸庞，而且根本暴露出对艺术的浅薄无知。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强盗的拦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设刑堂。毕加索数十年沐风栉雨，韬光养晦，他从来就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艺术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艺术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艺术就是要受到排挤和逼迫，艺术的自由就是冲决一切阻拦与围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们的发言要乖离出艺术的轨道，他作为公认的一代大师，就必须维护艺术的尊严，让他们在歧路上止步。他语调威而不高、激而不乱，直击对方要害： “我讨厌和某党派中没有修养的工作人员谈论艺术问题，包括我最敬仰的党派，任何集团里面都有惟命是从、飞扬跋扈的家伙，这并不值得奇怪。在德国，我被纳粹分子辱骂过；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口吻。说我是‘印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纯属张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至少得先学点正确的术语和有关知识。” 9月2日，波兰总统授予毕加索“波兰文艺复兴金星司令十字勋章 ”，以表彰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业绩。 接过奖章 ，毕加索的孩子气又来了，他调皮地对艾吕雅说：“划得来，十天之内获两个奖，看样子我回去得准备一个专门装奖章的匣子。”另外那个奖，是指他离开法国前一天，由于他为法国所挣得的荣誉和光辉而戴上的“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 3 1949年4月，阿拉贡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巴黎将承办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他委托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宣传画。毕加索把他带进画室，让他自行挑选。阿拉贡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是一只白鸽，毕加索最喜欢的小动物。这只鸽子羽毛洁白，宁静的站在那儿，望着前方，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执着和坚韧。 “多美的鸽子，这只从诺亚方舟里飞来的鸽子，正是和平的象征啊！”阿拉贡兴高采烈地喊道。 毕加索笑着走过来： “诗人，小声点，莫让马蒂斯那老家伙听见了。这可不是从方舟飞来的，是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发现他的鸟舍里有四只大米兰鸽子，它们与别的鸽子不同，连脚爪上都长满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着一双白色高筒皮鞋。我觉得这几只鸽子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巧马蒂斯在背后说，要把它们送给我做模特儿。我就连笼子一起带回了瓦洛利。” 阿拉贡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激动：“太好了，那太好了。两位艺术大师都为和平大会做出了贡献，太难得了！” 《和平鸽》就这样高悬在巴黎普列耶宫世界和平会议的会场上，而后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和平的使者，美丽的鸽子……”这是从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的歌声。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向世界各个地方，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们阻挡。”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高唱。 它还飞到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飞到了中国、印度的邮票上，飞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费拉德菲亚的艺术博物馆授予这幅石版画“泼奈尔纪念奖章 ”。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最为推重的东方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张《和平鸽》的复制品。1950年，北京《人民画报》约他画一幅和平鸽，他凭印象画了一张，自己很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毕加索先生的水准。为此，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仔细观察它们的行走、哺雏、觅食、起飞等动作和神态，所得甚深。两年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时间，精心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图画《百花与和平鸽》送给大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老人也成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聂鲁达的好友、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怀着敬意写了一首长诗《向齐白石致敬》。热爱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巴黎和平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毕加索正准备要马赛尔送他去会场，却先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须立刻住院，以保证安全生产。 毕加索这下急了，他一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一边是弗朗索瓦临产，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还是马赛尔有经验：“没关系，我开快些，顺路送夫人到医院。”毕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会场，再陪她去医院吧，我不能迟到。” 弗朗索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比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钟头。晚：8点，一声嘹亮的婴啼划破长空，女儿出世了！ 毕加索一到会场，才发觉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个地都在医院里，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打去一次电话，焦急之情难以言喻。终于听到了女儿诞生的消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立刻电话取名为“帕洛玛”（法文：鸽子）。毕加索匆匆赶到医院，捧着他心爱的“小鸽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尽了。 第二年，毕加索参加了在英国设菲尔德举行的第三届和平大会。会上，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了演讲台。毕加索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他只用法语讲了一分钟，讲父亲怎样教他画鸽子。可是他的结尾却强而有力： “我主张活着，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再过一年，毕加索奔赴罗马第四届世界和平大会。众星捧月，毕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讲台上。这次他对演讲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慈悲胸怀和威武气度，更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战争的罪恶在于杀人。战争毁坏了佛罗伦萨——这固然令人扼腕伤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还残杀了那些有能力重建这一历史名城的人们。毁坏家园，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局部，它只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罹战祸而已；而亲人丧生，才会在人类心灵上留下永久惨痛的创伤。由此推及，人类倘有灭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恶果。到了那时，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都在灰飞烟灭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佛罗伦萨固然被毁于战火，但这并不决定战争贩子是否赢得战争。” 这是毕加索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法国了。他对集体活动一向没有兴趣和好感，但这几年却频频出访诸国，成为少有的参加了四届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无可争议的“和平大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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