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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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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东西对话 1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感情冷淡了许多，这与艾吕雅的从中作梗不无关系。因为道拉·玛尔的缘故，艾吕雅一直怨着弗朗索瓦，这样无形中他就偏向了伏波特，这时的伏波特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毕加索想方设法把弗朗索瓦牢系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上，自己则和伏波特开始新的“风流历险”，还有艾吕雅在一旁火上浇油。艾吕雅“心爱的”的努施几年前猝逝，曾一度令诗人一蹶不振，直到有了善解人意的多米尼克。1951年7月14日，艾吕雅在圣特罗比斯市政厅和多米尼克举行了婚礼，毕加索偕弗朗索瓦同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新娘多米尼克知道这位大画家在艾吕雅心中的重要地位，她投其所好，送了一瓶中国墨汁给毕加索，使毕加索喜不自胜。不到一个星期，伏波特就正式成了毕加索的情侣，毕加索称她“恢复了他的生命”，他由此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新的伴侣没有妨碍艾吕雅和毕加索的交往，他们的友谊更加醇厚。艾吕雅对绘画的理解，是毕加索的需要；而他对毕加索的理解，则是绘画的需要。这一年初，艾吕雅在伦敦专门作了一场关于毕加索的演讲，题为“世界是最年轻的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今年70岁”。他说： “他（毕加索）是一个解放了艺术，并且重新把艺术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中，事物都恢复了它们真正的亮光。他经过千百次的深思熟虑，从千变万化的外形中抽取了一个永久不变的形，这种永恒的外形包含了丰厚的本质，是所有形象的总结。” 艾吕雅想将他写于沦陷时期的诗集《在德国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再版，请毕加索为之插图。毕加索意外地没有答应，他的道理很简单：“这本书是灾难深重岁月的一个见证。我现在正领略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此刻你怎么要我来描绘不幸？”但是，他却乘机把其中一首《自由》改成了爱情诗送给伏波特： 在你那饰有花边的裙子上面 在松软的枕头盖单坐垫 直至我那心爱的香肠上面 我都一一写上了 你的芳名 艾吕雅无奈，只好要多米尼克出山。多米尼克果然不负所望，当她手持一册绘画本，以一个夸张的动作交给毕加索时，毕加索笑哈哈地接过了那本子，他随后就用圆珠笔与芦苇杆蘸着多米尼克送的中国墨汁在纸上画了起来。他根本不把诗集的主题放在眼里，而是画了一系列沐浴在爱河中的人物，其中就有他本人的形象。这可是继“阿波利奈尔时期”后第一次画他的自画像！ 不久，艾吕雅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诗集《死亡，爱情，生活》，并被灌成唱片。唱片的套封上，是毕加索勾勒的诗人的侧面头像。毕加索还在艾吕雅委托多米尼克赠送的唱片上画了一只衔枝展翅的白鸽。然而，他在画这只鸽子的时候，笔掉下去两次，他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以为是自己不行了；没有料到艾吕雅突然卧床不起，浪漫飞扬的诗人顷刻间憔悴苍白，宛若狂风卷扫落叶。1952年11月，艾吕雅溘然长逝。毕加索和伏波特并肩蹀踱在长蛇般的送葬行列里。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毕加索悲哀地仰望天空，但见一只孤雁正在头顶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2 1953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逝世。第二天上午，阿拉贡就发电报到瓦洛利，想要毕加索为斯大林画一张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法兰西通讯》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由于要赶在下一期发表，所以两天时间就必须画好。这时，毕加索刚进画室，弗朗索瓦接到了电报。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给阿拉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到。 阿拉贡说：“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总比不画好。” 弗朗索瓦只好到画室请示毕加索。毕加索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我怎么能给斯大林画像呢？这又不是儿戏！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只记得他常穿一身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撮黑胡子。但这远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人像呵。” 弗朗索瓦四处搜索，好不容易在地上寻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印有斯大林的照片，不过大约是他40岁左右时拍的。她把报纸递给毕加索，毕加索看了许久，才说：“那我试试吧。” 毕加索很快就拿出了斯大林像的草图。弗朗索瓦一看，大喊道：“不得了啊，这多像我的父亲。”毕加索说：“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你的父亲。”说着他将画上的几个地方作了些修改，弗朗索瓦又在一旁喊了： “糟了，你越改越像我父亲。”毕加索只好停下来，他望着弗朗索瓦那因惊奇而显得天真的样子笑了：“或许我用心画你父亲，倒可能像斯大林哩。” 他又把报纸上的那张照片研究了一番，再琢磨自己画的，他想，凭感觉改造一下，说不定更加神似斯大林。他在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这样斯大林就更具有无产者的气息了。他对自己的这一招很满意。弗朗索瓦也说“画本身很不错，而且有点像斯大林了”。 毕加索是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一点信心也没有，他问弗朗索瓦：“要不要把它寄出去呢？”弗朗索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寄吧。因为阿拉贡懂业务，倘若过不了他那一关，他就不会发表它的。 两三天后，毕加索正要离家去画室，门口却蜂拥上来一群记者，有人问：“据说你画斯大林像，是为了开个国际玩笑，此话当真？” 原来，阿拉贡收到邮包后，对画像也比较满意，却招致了一帮缺乏想像力的家伙的群起攻击，他们说刊登照片算了。阿拉贡据理力争，既然请一位画家给画肖像，那就应该接受画家的独到见解。他坚持发出来了，引起党内的激烈争论。 毕加索虽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在这件事上还是表现了一种哲学家的冷静：“我想，指责我是党的权力。但这里面肯定有误解，因为我创作它的时候没有不良企图。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有些人感到不快，那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见得多了。对于一幅画，你总不能以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他习惯地耸了耸肩：“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事情在继续升级。毕加索说的“某些傻家伙”竟然以党的名义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世界舆论哗然，批评与反批评，嘲讽与反嘲讽，使一件普通的党内争吵迅速发展成为艺术与政治的纠纷。党的领导人卡萨诺瓦连忙从国外赶回。亲自登门向毕加索道歉，这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但阿拉贡却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没人理睬他，他不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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