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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把自己再次关进了画室,拒绝任何人来访。他独自工作了两个月,当毕格农和麦克尔·列里获准进入那间神秘的画室时,他们惊奇地发现桌上地上画架上摊摆着大大小小共20幅《宫娥》,但已完全不是委拉斯开兹的了,光线的和谐演变成空间的奔放,色彩的铺张演变成形体的恣肆,现实主义的经典演变成立体主义的垂范。环境和背景一见则可知,不是冥思沉静的中世纪了,而是激烈动荡的毕加索所在的时代。毕加索留给后人的,不是单纯的摹仿,而是伟大的创造;不是平白的反映,而是深刻的警示。

  从1958年起,毕加索开始逐步安排自己的后事。有一天,他试探着询问沙巴泰:“你以后打算怎样处理毕加索送给你的那些画?”沙巴泰明白这个“以后”是什么意思。他郑重地说:“我要建一座毕加索博物馆,尽可能地收集你那些散在外面的作品。”毕加索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又问道:“那建在哪里合适呢?”

  “马拉加,好不好?”

  “为什么不建在巴塞罗那,我同马拉加倒没联系了。”

  沙巴泰立即与西班牙政府协商。毕加索是共产党员,与佛朗哥不共戴天,因而在巴塞罗那建博物馆颇有难度。直到1960年,西班牙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对毕加索这位西班牙籍的世界名人网开一面,提供了巴塞罗那市两处14世纪的宫殿,请毕加索任选一处。毕加索看中了古老的蒙特卡达街的那一座,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沙巴泰将毕加索赠给他个人的全部作品,赠给巴塞罗那市的全部作品,以及该市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藏毕加索的全部作品,一并陈列在那个古典优雅的宫殿中。为了彰扬沙巴泰对毕加索博物馆所作的努力,政府聘请他为该馆的名誉馆长。毕加索赠给沙巴泰的画,不下570余件,沙巴泰宁愿过着仅能糊口的清贫日子,也从未出售过一幅。这在毕加索赠过画的朋友中,是独一无二的。雕塑家亚当曾经杀价卖掉了毕加索给他的一幅油画,目的竟然是换取一辆摩托车;艾吕雅也多次卖掉毕加索的赠画,最让毕加索伤心的是,将他画的一幅艾吕雅自己的肖像都给了别人。相比之下,沙巴泰的憨厚忠诚,无人能及。

  1961年3月2日,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注:奥尔佳早已去世),新娘是35岁的雅克琳。市长保尔·德里贡出席了婚礼。结婚预告并没有出现在市政厅门口,更没有透露给新闻界。毕加索的意思是不想惊动瓦洛利的市民,12天以后,消息才见报。弗朗索瓦看到了当天的报纸,泪水涟涟,她心里充满了毁灭的痛苦和绝望。

  这年冬天,毕加索和雅克琳迁入了法国南部穆甘的“圣母农舍”。在这里,他全身心地扑在艺术上,用工作来对抗死亡之神;雅克琳则全身心地扑在他的生活上,用爱情来印证自我价值。一天黄昏,在外出返家的路上,有人指给雅克琳看落日的美景,她骄傲而又急匆匆地说:“一个人能幸运地守在毕加索身边,她连太阳都会不屑一顾的!”

  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都争着举办毕加索的画展,巴黎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诗人让·雷马里哀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跨年度、大规模的毕加索画展,在巴黎的大小艺术宫,共展出了毕加索的284幅绘画、205幅素描、392件雕塑和508件陶瓷艺术品,观众总数达到85万人。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等都举办了盛大的毕加索画展。在莫斯科,虽然人们对毕加索的画风一直抱不同的看法,但仍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美术馆外面的严寒之中排成长蛇阵,甘心情愿等上好几个钟头。1962年。苏联政府再次给毕加索颁发了“列宁和平奖”,在这个奖项上梅开二度的,历史上只有毕加索一人。

  5

  1963年,毕加索又有两位朋友离开了人世:8月,勃拉克猝然身去;10月,科克多悠悠魂归。勃拉克的死,是上帝夺走了他在立体派创立时期的最后一位战友,只剩下他这个孤家寡人了。他感到死神这一次是与他擦肩而过。

  为了与死神争夺时间的阵地,毕加索被迫戒烟。朋友常来看他,他总是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掏烟,那空空如也的口袋,让他仿佛生起失去初恋的感觉。他的视力严重衰退,眼睛曾是毕加索艺术和爱情的源头,是他的一个象征,但如今黯淡昏黄的眸子只能靠厚厚的镜片包装一下了。耳朵也有些听不见。他常常蜷缩在自己的内心里,与世隔绝。他有一年多没有画油画,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

  1964年某日,“圣母农舍”来了一位稀客,他号称是毕加索的老朋友,可毕加索却记不起来了,直到他自报家门,毕加索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保尔·萨特!毕加索拍着萨特的肩膀说:“你并没变样,可是我已经老眼昏花了。”萨特扶着老人:“您的气色不错,祝您健康长寿。”

  “应该是我祝贺你,我从广播里得知你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萨特坦然相告:“我拒绝了这个奖项。”

  “哦,那为什么?”

  “您的艺术之所以登峰造极,就是因为不仅发扬了西方的传统,而且汲取了东方的精华。世界本是一体,东西交相辉映。而瑞典的这个奖却有意偏袒西方文化,助长东西对立。对此,我嗤之以鼻。”

  毕加索赞赏道:“一个奖形同儿戏,萨特却有如永不断流的江河。”

  萨特的来访使毕加索兴奋了好长时期,他要雅克琳找到萨特的最新的一些作品,他读得很认真,还在天头地尾写了不少批注。

  1965年11月,毕加索在诺伊的一家美国医院做了胆囊和前列腺手术。手术之后,身体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他又能画一些作品,笔法还不错,没有丝毫颤抖,但人物的变形达到了极端,令人窒息。这是他的内心图景:枯滕老树,病木沉舸,攀住一点点生的气息。

  1971年5月,毕加索的律师回巴黎,他坚持要去机场送他,而且不愿雅克琳搀扶着。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记者们早在那里恭候,一下把他们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他:“西班牙一家报纸报道,您将于6月10日到马略尔卡岛看斗牛,是否真的?”

  毕加索回答:“每隔一段时期,人们便说我要到西班牙去,这都是假的。我是决不会回西班牙去看斗牛的,只要佛朗哥政权还统治着我的祖国。再者,我的工作堆积如山,我连一秒钟的空闲都抽不出,每天我都在画室里工作到很晚,根本不可能想其他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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