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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10月,巴勃罗在阿拉贡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新大陆》报纸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他说:“参加共产党是我的全部生活,全部合乎逻辑工作的结论。因为,我骄傲地声明:我从没有把绘画当作单纯消遣的艺术或是逃避。我想通过绘画和色彩,作为我的武器,深入了解世界和人,以便使这种了解一天天地越来越能够解放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以我的方式说动我认为最真实、最正确、最美好的事情。这些年来的可怕的压迫已向我证明,我不仅要以我的艺术来斗争,而且我要以我整个的身心来斗争。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巴勃罗通过入党获得了一种舒适、快意的共鸣感和许多掌声。他希求逃脱放逐的痛苦和自我专注的令人窒息的牢房,享受一种归属感。

  许多人涌向大奥古斯丁路,索取这位最近入党的名流的亲笔签名。尤其是那些有艺术头脑的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迫切地等待一瞥这位大艺术家的尊容。其中有一位叫热内芙·拉波特的少女是在埃鲁阿引导下到大奥古斯丁路去的,当时只有17岁,是费内隆国立中学的学生。拉波特是大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和报刊编辑。《费内隆之声》是她命名的。她正是以这种资格见巴勃罗的。要求他解释他的艺术,她说同学们对此不能理解。巴勃罗非常恼火,冲她吼:“不懂?你是要看懂!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幅画成了数学上算式的求证!绘画不是为了解释——我很想知道,你到底要它解释什么?一幅艺术品不应当是一件使人无动于衷的东西,一件只让人路过时扫上一眼的东西,而是要在观众的心中激起热忱。唤起欣赏者心中的感情。它必须有强烈的反响和感受,并因此而创造,只要是在他的想象中应该让他从麻木状态中警觉过来。”

  当巴勃罗向拉波特展示他的党证的时候,拉波特问他:“你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吗?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巴勃罗作了否的回答。拉波特读了很多书,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她在共产党发行的小册子里读过波利策尔写的一些文章,甚至还读过带有深红色封面的斯大林的文集和《联共党史》。在反对德国纳粹统治的抵抗时期,她参加了大学生民族阵线,这使她有机会结识巴勃罗,并跟很多其他的共产党也有所接触。就她个人而言,能与共产党队伍里的同志们相聚,的确是件令人不胜欣慰的事情。然而,巴勃罗和拉波特在许多方面的看法都未能得到统一。巴勃罗甚至都没有想到翻一翻有关共产党方面的书籍。他对拉波特没怎么解释他的艺术,倒一再解释他的政治:“你要知道,我不是法国人,我是西班牙人。我反对佛朗哥,为了让人们知道我的态度,唯一的方式就是照明心迹——我参加共产党这就宣布我与佛朗哥不共戴天的立场!”

  不久,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恋情。有时,弗朗索瓦丝在大奥古斯丁路碰上她。“我给她取了个绰号,”她回忆说:“瑞士奶酪,她是个个子高大而结实的姑娘,她不断地给毕加索带来奶酪!”。

  朵拉·马尔仍是巴勃罗的正式情妇,而巴勃罗开始把他的过去介绍给弗朗索瓦丝。起初他向她谈他的往事,后来就给她看往日的遗物。一天下午,他和弗朗索瓦丝来到蒙马特尔的最高处。下了汽车,他们走进了“洗衣船”,“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他指出胡安·格里斯的画室,麦克司·雅各布的屋子,最后指出自己的画室,他说:“我们只消打开这扇门,便又回到了蓝色时期。你天生是生活在蓝色时期的。你应该在我住这儿的时候遇到我。如果我们当时相遇,一切都会十全十美了。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离开拉维南路。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想离开这里。”这是第一次,弗朗索瓦丝理解了”洗衣船”对于他的意义:“那是奋斗的时期,在奋斗中有意义,有希望,什么都可能的——甚至幸福。”他还告诉她,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当年为了一个女人而在这里自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教给弗朗索瓦丝这生活的一课和他通过作品要教给全世界一样:生活中有这么一大部分是腐朽、退化和死亡。

  1945年2月,他开始创作一幅同一主题的画:《尸体存放所》;白色桌子底下放着一堆破碎的尸体,旁边有一只空饭锅和一只空水罐。有人说这幅画是”

  毕加索作品中最令人沮丧的”;也有人称它是”一幅没有悲哀的圣母抚抱耶稣尸体图,没有吊唁者的下葬“;无数艺术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都一致认为: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是巴勃罗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正像要教给弗朗索瓦丝生活的一课一样,《尸体存放所》只是部分真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复活这一重大胜利却不屑一顾;表现的只是纳粹的恐怖,而没有表现对它的胜利。这再次表明了他的观念:黑暗最终极的现实。

  创作这幅巨作是件规模很大的工程,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画这幅画,尽管如此,在秋季沙龙开幕时未能及时完成,在抵抗运动和艺术展览展示时也仍未能最后完成。出席这次展览的共产党荣军事务部长劳仑·卡萨诺称赞说:“伟大的艺术家在我们的英勇行动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因素。”无论官方怎样说,巴勃罗的党内同志还是对他创造出这种艺术议论纷纷。巴勃罗对此置若罔闻。他说:“即使他们不想要我,我也不离开党。”

  “既然你加入了共产党,如果德国人要回来,你怎么对他们讲呢?”考克托趁吃晚饭的时候问他。巴勃罗显得很骄傲,他说:“不过德国人不会再回来了。

  “他表现的像一个很好的社会名流,出席群众大会,发表多半是和埃鲁阿相似的讲话,而重要的是要接见来访者。

  他的名言历来是”勿与掌舵者谈话”。他问杰洛姆·赛克勒:“你们相信我吗?我是共产党员,我的绘画是共产主义的绘画。”他又补充说明:“但如我是个鞋匠,我就没必要专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用鎯头钉鞋子来表现我的政治了。”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清楚地表明他一直没脱离现实。”我一直处于现实之中。”

  他重复说。他的朋友们认为:是他在各个时期里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矛盾,但只是反映了这些矛盾,并没有画有什么有助于人们对时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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