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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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