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名人传记 > 从乞丐到元首 >  上一页    下一页
三一


  §(9)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达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