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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他的讲话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那组改编的歌词: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便让他的人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10多个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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