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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


  ※第二十六章 与家人在一起

  1943

  §(1)

  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个。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二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之流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其人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

  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作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

  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讲演。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道,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家,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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