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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说。“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了。”

  休息时,他们进午餐。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斯派达尔说,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V-1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避所。回来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尔已被吓破了胆,成了个悲观主义者。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有所作为。”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观主义者打来的令人失望的电话。伦斯德解释说,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他虽然作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决心已有所减弱,——尽管从他的强大的盟友日本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

  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巡洋’舰3艘,飞机475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说他对批评意见已置若罔闻,这也是不真实的,在6月23日晚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就芬兰投降俄国一事讥笑了芬兰。这使狄特尔将军大怒,以拳击桌。“我的元首,现在我必须像一个巴伐利亚人一样跟你说话!”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责希特勒讲话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对狄特尔说,狄特尔是绝对正确的。他热情地与他告别,还对众人说:“先生们,我希望我的所有将领都像他那样。”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情况与对狄特尔相类似。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的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容格禁不住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那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木上烤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也不生气。“情况我都知道。”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6月26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希特勒总怕主要的入侵会发生在加莱;其二,“超极”机密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在原电发出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由于德军此时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贝格霍夫上方不远处),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点张惶和心神不定。在演讲就快结束时,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声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胁结束其讲演:“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也毋需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心。“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或者,是饿死呢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3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作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会打赢的,因为他有奇迹般地新武器。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

  “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贴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4)

  “若论如何才使阴谋不败露,首先应使之完全和有成功之可能。如此之企图需多人行事,需许多时间,也需有利之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增加了被发觉之可能性,所以,你可看到,搞阴谋是何等危险!”

  ——弗朗西斯科·圭西阿迪尼

  那些用白兰地酒瓶盛炸药,企图炸毁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们,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弹,企图将他炸死的人们,并未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他们又作过4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1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出现的命运进行了干预。在展览之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1943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阴谋发起人之一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可能就此结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的话。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菲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还是个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

  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其他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沙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人,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辗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他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1943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去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作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受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建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了坚强个性的活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暗杀后其部队将逮捕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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