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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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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III”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 “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7月15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7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3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讯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3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3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戈林空军元帅绰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哪”,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是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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