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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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伊雷内去世时，留下了一份已经十分可观的家业。杜邦公司年生产火药已高达80万磅，约占美国火药总产量的1/7。并已大量出口。到1832年，该公司已经出口了120万磅火药。杜邦火药被运往世界各地，甚至行销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　　伊雷内的猝然去世，造成了杜邦火药公司没有现成的杜邦后裔继承管理职务的局面。他的长子阿尔弗莱德，当时已经36岁，正像他祖父皮埃尔所形容的一样，是一位“酷爱数学的小伙子”。他擅长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迷恋研究工作，整天在实验室中与烧杯、试管为伴。从未参加过火药厂的管理经营。父亲去世，理应由他继承杜邦公司的事业，然而，他却不想当总经理。　　次子亨利当时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在陆军技术部门服役；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辞职还乡，但对公司的事务却一无所知。而三子艾雷克斯也热衷于搞科学实验，他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　　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只好由伊雷内的女婿安德宛·比铁尔曼替补这个空缺了。但是他起初不愿接受公司总经理之职，他认为这个职位应由杜邦家某位成员担任，他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比铁尔曼不负杜邦家族的众望。他在无援无助情况下担任了杜邦公司的管理工作，三年间，既忙各种事务，同时努力培养阿尔弗莱德，使他能尽快地接替董事长之职。比铁尔曼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提高了火药生产率和销售额，并前往巴黎，把巴黎股东们的股份全部买下，还清了所欠法国债主债务的关键部分，这是他任职期间对杜邦公司最大的贡献。　　1837年，阿尔弗莱德接替了总经理的职务。他深知自己缺乏管理企业的才能，何况是偌大一个企业。因此他感到很为难。他提出要两个弟弟和他联手支撑这个局面。两个弟弟很理解哥哥的心情，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便欣然应允了。　　尼摩尔的杜邦家族，从皮埃尔·S.杜邦起，到维克多和伊雷内，无不严守家训；安德宛·比铁尔曼当然也不例外。按照传统，E.I.杜邦公司不设董事长这个职位，由三个合伙人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而称老大阿尔弗莱德为高级伙伴，老二亨利及老三艾雷克斯为低级伙伴，公司的全部公文全由老大阿尔弗莱德签署。这一作法为以后世代相袭的杜邦家族开了先例，形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六十多年。　　阿尔弗莱德担任联合执行委员会的总经理。以后，制订了一项新的合股协定。将总额中的26股股份在伊雷内的继承人中按高中低三个等级分配。最高等级是阿尔弗莱德，占八股，中级为亨利和艾雷克斯，各占五股，低一级为比铁尔曼和伊雷内的三个女儿，各占二股，每股价值7000美元。　　阿尔弗莱德没有他父亲伊雷内经营商业的冷酷气质，不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他的性格温顺和蔼。他家族中的人说他是个耳朵软的人，像那首名叫《罗杰斯与哈默斯坦》歌中的百依百顺的姑娘。对人总是有求必应，因而往往为某些冒险者承担义务。由于他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超过了一切，所以，伊雷内无法对他进行发财与管理学问方面的灌输。一提到商业事务他就表现出厌恶之情，可是对研究制造火药则很有兴趣，属于发明创造型人才而不是管理型人才。他的体形显得很壮实，宽肩膀，高身材，倒竖眉，圆脸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经常身穿深色大礼服，头戴小礼帽，俨然像一个老实巴交的火药工人。　　19世纪40年代，正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处于全盛时期，大发展时期。　　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发展，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资本，投入公路、铁路、运河、港口建设。成千上万的饱经战乱之苦的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出卖廉价劳力。阿尔弗莱德在此时掌权，无疑碰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一个赚大钱、发大财的机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能对美国特别恩惠，不久就光顾席卷了整个大陆。大萧条带来了企业的大破产，工人大失业，银行大倒闭。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乞丐多于施主，饿殍多于饱汉。　　一派凄惨景象。然而在白兰地河畔的杜邦家族，火药生意似很兴隆，日子也过得富足舒服。经济危机并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相反，帝国主义者往往还要对外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1838年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冲突，1838至1840年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冲突，都是美国蓄意挑起的，都几乎酿成大战。美国政府为了备战，向杜邦公司不断发出数额巨大的订单。此外，开凿通往五大湖的运河，穿越落基山的公路、铁路隧道，西部农民开垦荒地，铁矿、煤矿、银矿和西部金矿的不断发现与开采，都需要杜邦的火药。　　1846年美墨战争时，美国政府向杜邦公司订了100万磅火药。由于供不应求，阿尔弗莱德在布兰迪瓦河对岸新建了更多的火药厂。这些所谓“下游工场”每天可以生产高达一万磅火药，给杜邦公司增添了更多财富。　　阿尔弗莱德负责管理火药企业期间，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加强安全，提高质量”，这体现了他的经营观点。他认为杜邦公司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精益求精。然而他的安全管理并非没有漏洞。1847年一次爆炸事故炸毁了上游工场，炸死了18名工人。这对阿尔弗莱德是个沉重打击。但他顶住了爆炸造成的困难，努力恢复生产，而且有了新的扩展，创造了更高的生产率。　　杜邦家族的这三兄弟，在参与企业管理的时候，都显得知识和经验不足，但他们都能恪守杜邦家训和公司的原则，善待工人，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当时，政府还没有劳工灾害赔偿制度，但是，杜邦公司从伊雷内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给遇难者家属抚恤金的制度。他们给遇难者家属安排住宅，并负责其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据有关资料证实，在1818年3月19日发生的爆炸事件中，不幸遭难的工人多达40人，每次付给他们的抚恤金为600美元。　　当有人建议取消发给雇员遗孀抚恤金时，阿尔弗莱德竭力反对。他说：　　“……我们的工厂只有这点与众不同，为人称道。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同类工厂死的人都多。”他接着指出：“在美国，火药厂工人每周的最低工资至少是2美元，即使这样它也高于我们厂工人的工资。” 　　虽然工人工资如此之低，但威明顿一家报纸在其1848年（这是在杜邦家族控制当地报纸之前）的一篇社论中，还是热情地赞扬道：“在工人中从未有过一次集会或罢工……一切纠纷（即使有的话）也都是以友好的方式解决的……” 　　杜邦家族和雇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形成还由于有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厂方和工人虽然一代一代更替，而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互相玩耍嬉戏，当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自然也就进入一种互尊、互忠和互爱的关系。　　杜邦公司雇员的献身精神，有点像封建时期“家臣对其领主的献身精神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共患难。1847年，一次爆炸夺走了18个人的生命。当火药厂复工时，在每个具有隐患的地点，都有一个杜邦家族的成员与工人一起工作。杜邦家族的政策规定，新设备首先是杜邦家族成员操作，以确保其安全和正常运转。由于战争时期在共同面临过危险死亡之后，被结合起来的出身大相径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所以杜邦家族与雇员具有一种特殊关系。　　杜邦家族与其雇工的亲密关系，并未因其工资政策而受到损害。尽管工资偏低了些，但合乎情理的是工资稳定。19世纪的美国经济起落甚大，迅速增长后接着就是突然的衰退。例如，从1827至1842年，美国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棉花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了50％，而该火药厂工人的工资只下降了5％或10％。　　1850年，杜邦公司尽管年销售额高达37.5万美元，但由于艾雷克斯在经营时花钱过于大手大脚和几次爆炸事故，造成了公司50万美元赤字。阿尔弗莱德由于沉重的压力，接受了妻子和弟弟的建议，而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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