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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如此胆大妄为,立即引起了众怒,政府、企业界、金融界领袖不得不表示,必须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因此,杜邦——通用汽车诉讼案就成了一个比以往更重大的案件。这样,杜邦家族又被送上了法庭。这样一来,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搞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起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坐听命运的摆布。

  格林沃尔特和杜邦公司其他领导人,公共关系部又加紧进行活动。格林沃尔特对杜邦公司历史上十多起诉讼案的胜诉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从历史的经验中,他认为这次诉讼,来头不小,对手不凡,只有动用最高权力方可回天。

  于是他和公共关系部主任布雷曼研究,找人穿针引线,请求肯尼迪出面解难。

  格林沃尔特在布雷曼的陪同下,找到华盛顿的大说客克拉克·克利福特,首先送上100万美元的厚礼,然后向他讲述了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以及遭受起诉他的原因,一起分析了这个案子的难度。并请求他向肯尼迪转达杜邦公司和杜邦家族在总统竞选中反对他当总统候选人的歉意,并邀请肯尼迪以老朋友的身份到杜邦家作客,克拉克·克利福特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他凭着如簧巧舌,使肯尼迪转变了对杜邦家族的态度。1961年5月的一天,肯尼迪来到了尤金·杜邦家拜访尤金,俩人进行了友好热情的交谈。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和猜测。

  时过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特别法案,命令杜邦公司放弃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约1800万股票的财产,同时按购置时的原价免税,这项决定,使杜邦公司的股东们节省了总额达5.3亿美元的税额。

  3.反共叫嚣的丰厚回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饱尝了战乱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迫切需求和平。然而美英两个战胜国,为了争夺霸权,为了遏制和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又挑起了新的矛盾,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1946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推动他的反苏反共计划的实施,他到处演讲游说,他主张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年2月,他到了美国,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院的领导人和一些社会活动家,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商讨美英联合反苏策略。3月4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到密苏里州富尔敦威斯敏斯学院演讲,在这之前的2月10日杜鲁门曾和丘吉尔一起研究讨论丘吉尔的演讲稿的内容,统一了美英对东欧和苏联的看法,研究了美英共同的策略。丘吉尔在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铁幕的背后,坐落着中欧和东欧的首都。在中欧和东欧,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个演说通常被称为“铁幕”演说,丘吉尔讲的不仅是他本人的观点,而是美英两国统治集团反苏反共的策略纲领。丘吉尔在演说中号召英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和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实力主义”,主张用实力反对苏联,他强调美英在海洋天空,科技和工业、农业领域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占不可动摇的优势。在丘吉尔演讲的影响下,也就是在2月份,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在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讲稿中,明确提出了“冷战”意即进行扩军备战,增强实力,以实力相威胁。1947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杜鲁门主义”,6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首先举起了“冷战”旗帜。丘吉尔在富尔敦提出的外交政策方案,被美国采纳为其政府的政策,美国开始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准备建立军事政治集团,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

  为了对付西方的联合,苏联于1947年秋成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从此开始了延续数十年的“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基本上就是两个阵营,也就是美苏两个大国的角逐。美国以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优势地位,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到处伸手,干涉别国内政,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反苏、反共的桥头堡垒,充当世界警察的总部。为此,美国在国内大搞扩军备战,大搞核武器生产。美国要威胁别国,别的国家自然要进行防卫。于是就出现了全世界的军备竞赛的热潮,这次热潮,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逊色,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冷战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及其追随国家打局部战争,如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以造成世界大战边沿局势。

  热战需要军火,冷战同样需要军火。冷战时期同样是杜邦家族大发其财的时期。杜邦家族的人深深懂得如何保护和发展本家族的巨大财富。因此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之实质心领神会,对美国政府的行动亦步亦趋,杜邦家族成了美国各大家族的反苏反共的领头雁。他们一边叫嚣反苏反共,一边寻找和扩大市场,拓展财源,而反苏反共的目的是为拓展财源服务。他们既创造舆论,又采取组织行动,40年代杜邦家族倡导成立了一个全国制造商协会,用以反对新政和罗斯福。50年代又在制造商协会之外成立了两个属于政府的组织:美国行动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

  美国行动会继承了原先的政治团体自由团的衣钵,“以反对共产主义击败受共产党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并把全国一切反共的选民都联合起来进行这项任务”。自由团曾经在40年代得到拉蒙·杜邦、约翰·拉斯科布、美国军团,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高级官员以及钢铁公司、太阳石油公司等大企业领袖的支持。拉蒙和拉斯科布还捐过大笔款项培育这股反动势力,此外,伊雷内·杜邦、亨利·B.杜邦是反共讨伐宣传最起劲的人,他们把同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常常说成是受外国思想蛊惑的异教徒。杜邦公司对外联络部在《百传》中写道:

  100年前,卡尔·马克思梦想,并且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国家里,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人民共享生产成果。他的梦想的确实现了。但不是在那些遵循着他热烈倡导的理论并建立起的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

  杜邦家族还对那些攻击别人为赤色分子搞政治迫害的人给以鼓励,录用为公司雇员,有的还委以重任。如当时的杜邦公司董事长欧文·夏皮罗,就是一个惯于搞诬告陷害的乱给他人扣上共产分子帽子的可耻行为而起家的人。杜邦家族大搞反共叫嚣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美国的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保护他们那些亿万家产的富翁的人间天堂,另一方面是推动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向外侵略扩张,为他们这些大公司向海外寻求投资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这一时期杜邦公司为了在消费市场不定的情况下,使投资所得的利润保持传统的10%的比例,又回到了开创时期赖以建基的两块基石——廉价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的保护,这是总裁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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