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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第十章　《物种起源》问世

　　达尔文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着编写物种一书，究竟要准备多久，很难说准，因为达尔文总是同时进行着几种计划。一个计划行不通，就着手另一个计划。从1854年9月起，达尔文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整理大量有关物种变异问题的笔记，同时还进行了观察和试验工作。他在“比格尔”号舰的航行期间，看到一些深受感触的事实：第一，在潘帕斯地层中，发现了庞大的动物化石，它们具有背甲，同现在生存的犰狳的背甲相似；第二，动物的亲缘关系相近的种，随着南美洲大陆自北向南逐渐发生一定的交替变化；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性状；更加特别的事实是：这个群岛中的各个岛屿上的同种生物，其性状却也彼此略有差异；从地质意义上看来，其中任何一个岛屿都不是古老的。

　　显然可知，只有依据一种推测，就是物种在逐渐地发生变异，才可以去解释这一类事实以及其他很多事实；因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可是，同样也明显可知，不论是周围环境的作用，或者是生物的意志，特别是在植物的情形方面，都不能够解释各类生物极其良好地适应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无数的事例，例如：啄木鸟和雨蛙对于爬树的适应，或者一粒种子以它的刺钩或簇毛来用于对传播的适应。这些适应情形，时常使达尔文感到惊奇不止；他以为，在它们还得不到解释以前，要采用间接的证据去证实物种曾经变异这个企图，几乎是不可能的。

　　达尔文应用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丝毫不根据任何已经有的理论，极其广泛地去搜罗事实，其中特别多的是家养动植物的事实；他采取的办法是：印发问题调查表；同经验丰富的动物育种家和园艺工作者进行交谈；还阅读大量有关的书刊。他曾经查看各种书刊目录；其中有各学会出版的大批成套的期刊和论文集，都阅读过，并且作了摘录；达尔文就是通过这种勤奋精神使自己理解到，人工选择，就是人类创造动物和植物的有用族类的基本原理。可是，怎样可以把选择应用到那些在自然状况下生活的生物方面，这在相当的时期内对他来说，依旧是个谜。

　　达尔文捡起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的论据用在动植物的身上，他认为在物种的食物供应保留不变时，有机物便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他拿一次产数百个卵的苍蝇、一次产数千个种子的树和一对大象等例子来证实他的想法。他估计，一对大象，要不加以制止，过500年，就会为世界提供1500万后代。除开人类，动物似乎不会使群体在世界上过剩。苍蝇的卵被吃掉了，或者是遭到了其他方式的破坏，大多数种子不能发芽，甚至大象的后代也免不了灾害的侵袭。选择在于环境：

　　气候、土壤、食物供应和捕食者。引人注目的松鸡便受到了猛禽的选择，深红色的李子比黄色的李子易于遭受植物病害。在选择过程中既无计划，又无最终目的。如果说选择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必定不仅有过剩的东西可供选择，而且有变种。于是在达尔文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些自然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消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应该会引起新种的形成。

　　因此，最后，达尔文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可是，他为了竭力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决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把它写出来，甚至连最简略的摘要也不写。

　　直到1842年6月，达尔文才用铅笔把自己的理论草写出35页很简略的概要；1844年夏季，他又把这篇概要增充成230页的理论概要，而且把它仔细誊清，很好的保存起来。

　　那时，达尔文却忽略了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同一根源产生的生物，其性状随着它们发生变异而有分歧的趋势。显然可见，因为人们能够把所有一切物种分类归入于属内，把属归入于科内，把科归入于亚目内，等等，而且根据这个分类原则，就可以得出结论：

　　它们的性状有显著的分歧。当他在头脑中得出这个问题的解答时，他真是高兴极了。那时他正坐在马车上赶路。直到很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条路上的地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一切占优势的、数量在增加着的类型的变异了的后代，都有一种能够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去适应很多条件极不相同的地区的趋势。

　　达尔文为了使自己的著述更准确，更具有说服力，他还向与自己有通讯联系的人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商议，如赖尔、胡克等。从1855年起，他开始同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通信。

　　这一时期使达尔文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同物种一书的准备有关系问题。他向爱沙·葛雷询问某一科植物的物种占美国植物区系物种的总数的比例。他感兴趣的还有各种植物区系“相近的”物种，他请葛雷为他指出这样的物种，哪怕是在旧的校样里指出也行。达尔文给他写道：

　　“我对于一些相近的物种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些可以认为是不同‘物种’的生物，但也可以认为是任何其他优秀的植物学家可能把它们看成亚种或变种；还可以认为它们是与任何其他物种难以区别的一些生物。”

　　早在1856年初，赖尔就建议达尔文尽可能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进化观点，因此达尔文也就马上开始写他的物种一书。但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物种起源》。该书本来要更加详细，它的篇幅要比原来的多二三倍。但是赖尔建议在准备这部内容丰富的书时，立刻发表他的观点的概要，以便抢先取得理论上的优先权。达尔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学说是由许多论点组成的，而每个论点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忽视这些证明，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同意赖尔的意见：“我很痛恨为了取得优先权而从事写作的这种想法，当然，如果有人先于我发表了我的理论观点，我也会感到懊恼的。”

　　赖尔的建议使达尔文举棋不定，烦躁不安。显然，赖尔列举有利于这个观点概要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写一个教条式的理论概要，这同达尔文的信念和习惯是矛盾的，这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把自己的动摇和不安告诉了一贯对他很热情的朋友胡克。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的末尾写道：“唉，如果有谁会这样做（即没有论据来充实就出版一个纯理论概要），我想我会嘲笑他的，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赖尔建议以前，我的确从未想到过这件事，而且看来，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这是明智的（即不出版这样的概要）。”最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动摇，达尔文打消了写作所需要的概要的意图。即使要花费很多时间，他也要写一部有详细和充分的证据的关于物种的原著。当达尔文这部著作的写作持续到1858年6月对，赖尔认为有人会抢在达尔文的前面的预言应验了：航海家和动物标本搜集家华莱士，把自己《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手稿恰恰寄给了达尔文，这部手稿发展了这一理论……而在最近这两年，达尔文已经写完了10章，即打算要写的书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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