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4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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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看来，达尔文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新的概要，而只是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向林奈学会提出能证明自己优先权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这就是，第一，《1844年概要》中的“自然选择”这一章；第二，1857年9月5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　　所有三个文件（达尔文从《1844年概要》中摘录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笔记片断，上面提到的达尔文给爱沙·葛雷的信和华莱士的《论变种的倾向》），出乎达尔文的朋友们的意料之外，比他们所估计的可以提交林奈学会的时间要早得多：1858年7月1日，召开了协会会员全会紧急会议，选举协会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6月29日，达尔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给胡克，第二天，赖尔和胡克把材料连同他们的一封信一起交给了书记宾尼。　　这封信最确切、最接近实际地讲述了华莱士事件的整个经过。让我们引证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这两位先生（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互相独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况下，创立了同样的一个非常巧妙的学说，它可以解释我们大陆上的变种和物种的出现与保存，他俩都有权被人认为是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俩没有一个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在许多年内不止一次地促使达尔文先生这样做，因为两个作者现在都把他们的作品交给我们全权处理，那么我们认为，要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摘要提交林奈学会的话，我们就算为了科学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劳。” 　　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没有出席7月1日召开的林奈学会会议。他们的论文是由学会书记按照惯例宣读的。赖尔和胡克出席了会议，他们强调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重大意义。胡克回忆道：“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这个题目过于新奇，对于旧学派是个不祥之兆，使得‘旧学派’的人在没有武装以前不敢挑战。”胡克继续写道，“会后很多人私下议论，在这次论战中作为达尔文的代理人的赖尔，他表示赞同，还有我表示赞同（虽然程度不大），可能使与会会员们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话他们会猛烈地攻击这种学说的。除此而外，我们对于作者和他们的论题都很接近，这也使我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细节啊！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有学会会员之一、大植物学家边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本来要根据旧观点证明，在分析不列颠的植物区系时，他具有一系列的观察，这些观察能证实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规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过其他某些途径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但是，边沁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报告后，他对新观点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销了自己的报告，决定重新审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观点。　　胡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　　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风趣的论文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　　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奈和居维叶所确定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好像是溶为一体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　　“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胡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法相比的。　　1858年7月1日林奈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胡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8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奈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胡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著作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提交林奈学会。达尔文在胡克的信上还附上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达尔文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像一剂泻药一样对胡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胡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就在11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　　赫·斯宾塞像达尔文一样，在《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和《进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1859年1月，达尔文终于接到了华莱士对他和胡克合写的信的答复。而且复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兴。看来，华莱士赞成达尔文的朋友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他丝毫不追求优先权。在林奈学会这一历史性会议之后，50年过去了，华莱士在把自己当时的行为同达尔文的行为作比较时说道：“也像达尔文一样，我突然明确地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一连几小时把它透彻地想了，并把它迅速地写出来，把它的各种运用和发展写成一个简短的东西，我当时怎样想到这一点的，然后用几页信纸加以誊清寄给了达尔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做的。我当时是‘一个性急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勤奋的和有耐心的学者，他一直在寻求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全面证明，而不是急于获得个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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