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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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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最后的岁月 1873—1875年，达尔文准备再版他过去的许多著作。 1873年准备再版《人类的起源》，1875年准备再版《动物和植物的变异》。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使他无法全力以赴从事他所喜爱的植物学的研究。再版要求改正批评界或通信人所指出的缺点，要求把新的细小事实或想法加到正文中去，要用较长时间对文章风格和刊误进行校对。 但是，要求把几乎已被他忘却的地质学著作进行再版这一事实，却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例如，他很关心《珊瑚礁》的再版，因为他的陆地下沉的旧理论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实，1872年，代安教授的巨著《珊瑚和珊瑚岛》中的许多论点是支持达尔文的珊瑚礁理论的。泽姆佩尔教授和穆瑞教授（他根据“挑战者”号考察的新资料）开始接受在水下沙滩上可能形成珊瑚岛的说法，驳斥了陆地下沉的作用；承认有时陆地会上升。达尔文在给泽姆佩尔（后来给穆瑞）的信中，谈出自己的意见，他说，钻探珊瑚岛会给解决争论提供许多资料。有趣的是，这样的钻探，是在达尔文死后很久，由索拉斯和司徒亚特教授以及代维德教授的考察队，在富纳富蒂岛这个珊瑚岛上实现了，而且钻探的结果于1904年公布于世，它对达尔文的理论很有利。 达尔文得知地质学家们对他的著作《‘比格尔’号地质学》一书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札德教授在自己的关于火山理论的著作中也引证了他的话，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要把《‘比格尔’号地质学》方面的著作再版成为一卷本的话，那么达尔文认为不作任何修改为好，虽然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 达尔文对当时流行的招魂术和扶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的一个儿子把一个扶乩者请到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司马斯·达尔文在伦敦的家里，而且查理也参加了一次扶乩会，但却提前退场，确信这是招摇撞骗。大家知道，华莱士是招魂术的拥护者；相反，赫胥黎却是一个曾在第二次扶乩会中坚决阻挠扶乩者顺利进展的怀疑主义者。 1875年，达尔文的好友赖尔活到耄耋之年去世，他葬在西每寺，因为所有大不列颠的著名人士都葬在那里。 1878年，达尔文被选为法国科学院植物学部通讯院士，（不是动物学部，因为那里有他的学说的反对者），达尔文称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专家，只认为自己是个植物爱好者。同年他又被选为柏林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跟往常一样，在他表示自己的谢意的时候，总是补充说，使他深受感动的，与其说是给予他的荣誉，还不如说是在授予这种荣誉时有亥尔姆霍兹、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尔德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在通知书上签了名。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获得设在都灵的意大利皇家学院的布雷斯奖金后，就急忙从奖金中拿出100英镑给那波利的安顿·窦思汇去，以便购买植物研究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国科学家使达尔文深感高兴，他们在他1877年生日时，把装订得非常雅致的有150名德国著名博物学家照片的像册给他寄去，荷兰博物学家也同样把有17位荷兰著名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请求哥哥亚历亚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俄国科学家布特列罗夫和瓦格涅尔的相片一并给达尔文邮去。照他的话说，因为达尔文“老缠着我要我把俄国博物学家介绍给他，而且我总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罗马内斯在都柏林的英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表了论达尔文的演说。达尔文对待各种赞扬的话的态度表明了他为人谦虚。他给罗马内斯写信道：“您确是把大批华丽的赞词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惊奇的是，你不怕听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认的表示。很多人认为我在科学上的成就被估计过高，我自己时常这样认为；但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从来不以成绩换取别人的赞扬，够了，关于可尊敬的‘我’已经太多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后10年，他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有所好转：他已能像从前那样不间歇地工作，已不觉得他通常所感到的那种午前的疲倦或身体不适。最后几年他是在他所信任的和能使他焕发朝气的医生恩德留·克拉克的看护之下生活的。不过看得出来，他的体力已在下降，而且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抱怨说，他已无法开始进行预计要用整整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新的考察，然而这些考察却是惟一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1881年7月，他从乌尔苏奥捷尔回来后，就给华莱士写信道：“…… 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倦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愿周围的人都能幸福，但生活对我已变得异常艰难了。” 1881年秋，他大量研究了碳酸氨对植物的根部和叶子所起的作用，但是到了年底，他的颓丧情绪又加剧了。 1881年12月13日，他到自己女儿亨里埃塔（嫁给利奇菲尔德律师） 家里去。在那里，他想拜访罗马内斯，可是在楼下他的心脏病猝发了。 1882年1月末，他的病情加重。在2月末和3月初，心脏疼痛更加频繁，而且心动过速几乎每天都出现。3月8日，当他沿着他所喜爱的沙径散步时，他的心脏病又猝发了，他勉强走到家门口。从此他就不敢远离家门了。3月10日，恩德留·克拉克医生来给他看病，但因为就医的人很多，他不能经常去给达尔文诊病，所以由其他的医生继续为达尔文治疗。达尔文感到身体特别虚弱，已经无法工作。但这种状况逐渐过去，他又能同埃玛一起坐在自己的花园里赏花，倾听鸟鸣。 他的老朋友赫胥黎特别热心关照，希望所有的医生能经常对达尔文进行精心的护理。 3月27日，达尔文给他写信说： 亲爱的赫胥黎： 您那封极亲切的信对我确是一种强心剂。今天，我觉得比过去的3个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计划看来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我的健康会大大好转的话，我将要谈到它。克拉克医生对我是无比亲切的，请他再来一次就好了，但是他太忙了。亲爱的老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的诚挚的谢意吧。 我诚恳地希望，世界上再多一些像您这样的‘自动物’就好了。永远是您的达尔文 最后这句话幽默地暗指赫胥黎的演说《论运行是自动物的假说》，这个演说是他1874年在贝尔法斯特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发表的。 4月15日，达尔文在进晚餐时突然感到晕眩。他想走向沙发，可是却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只要身体不适，他就喜欢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望摆放着古董和挂着图画的那个角落。17日，他的病情再度好转，他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轻微的工作，两次在户外，即在花园里散步。”18日夜，子时左右，他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并且昏倒了。苏醒过来后他叫醒妻子。大概感觉到死亡逼近，他说道：“我一点也不怕死。”还对妻子和孩子们说了几句温存的话：“只要一有病就受到您的服侍。”“告诉孩子们，他们一向对我和善。”他于1882年4月19日4时左右逝世，终年73岁。 达尔文的妻子想把达尔文葬在唐恩，可是达尔文的朋友们却坚持要把达尔文隆重地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名流。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都参加了隆重的葬礼。 达尔文毕生用毅力和行动实践了“我生来就是博物学家”的预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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