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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瓦林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干酪要从博伍德那里寄来呢？但是当时，他并没有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了很多年以后，当谢尔本勋爵向他大讲荷兰情况时，他忽然想起了上述他在荷兰时的往事。于是说：“我认识教士埃先生；我以为，这位先生很有才能，对荷兰各地的情况十分熟悉。”勋爵听到了他这句话，却吃了一惊，马上就把话题转变到其他方面去了。第二天上午，瓦林收到勋爵来信，其中写：他已延迟了原定的出游日期，很想再同瓦林会面一次。瓦林就去拜访他，勋爵说：“达尔文医生，您怎样会打听到，教士埃先生经常供给我荷兰方面的情报呢？这对我和埃先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瓦林只好说明这问题的真相。后来瓦林认为，谢尔本勋爵对他未卜先知的这种外交手段，一定十分惊奇，因为在此后很长岁月中，他经常收到勋爵请各地朋友转交来的亲切问候信。达尔文认为，勋爵一定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子女们听过，因为经过了很多年，赖尔爵士曾经询问他：“为什么朗斯塘侯爵对我这个从未相识的人和我一家有这样大的关心。”从前在科学协会的俱乐部中，要推选40名新会员。那时有很多人都想方设法到处拉选票，企图中选，而达尔文从来也没有去申请当会员。可是，朗斯塘侯爵去提议他当候选人，并且一举获选了。

　　达尔文的父亲在早年时，偶而记写过一些当时引人注意的事件和谈话的简录，把它们保存在一只特制的信封内。他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本领，采用高明的医术，善于预测各种疾病的过程，因而就能极其详尽地制订出治病的处方。有人告诉达尔文，希鲁兹伯里有一个青年医生，忌恨他父亲。时常说，好像他父亲采用的医疗方法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但又承认他预测病情结果的本领是独一无二的。起初瓦林认为，他可以去当医生。于是他向达尔文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诊治病人的案例。从前，大量放血是一种常用的医疗手术，但是瓦林肯定说，这种手术的害处很大，而益处极少。他劝告达尔文说，如果他以后生病，那就别让任何医生在放他的血时超过最低限的放血量。在伤寒还没有公认为特种疾病以前很久，瓦林对达尔文说，有两种都叫做伤寒的热病，混淆不清，实际上是毫不相同的。他激烈反对喝酒的人，坚信在绝大多数事例中，长期饮酒，即使是一般的饮量，也有直接的害处。

　　而且还要遗传给后代。可是，他也承认有例外，并且举出了几个特殊的事例。有一些人，一生喝了很多酒，却没有对健康发生显著的害处。同时他自认，时常可以预料某人喝了酒不致有害。他本人从来没有去尝过一滴含酒精的饮料。罗伯特·瓦林曾经竭力劝说一位绅士农场主戒酒。为了激励他起见，就告诉他，自己从没有沾过任何的酒精饮料。那位绅士就对这件事反驳说：“嗨，得啦！医生呀，这办法还行不通哩！蒙您很亲切地关照，您说戒酒对我有益，可是我到底也知道，在每夜晚餐以后，您总是要喝一大杯掺上热水的杜松子烧酒哩！”当时，罗伯特·瓦林就盘问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件事。他回答说：“我家的一个厨娘，曾经在两三年前在您府上当厨师的助手。她时常见到您家仆人每晚要准备好一杯掺水的杜松子烧酒，递给您喝。”实际上，罗伯特·瓦林有一个怪习惯，每次晚餐后要叫仆人取一只又高又大的杯子，去倒热水来饮。仆人通常先在这只杯子中倒进少量冷水，然后再到厨房内，从煮水锅中倒开水在这只杯子内。

　　那个女仆见了，就误以为这杯中的冷水是杜松子烧酒。

　　他时常告诉达尔文很多在他医疗时观察到的小资料。他认为这些知识很有用处。例如，有些妇女在诉述自己的忧伤时，常常痛哭流涕，因此耽误了医生的很多宝贵时间。不久瓦林就看出，如果要请她们抑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变得安静起来，那只有先让她们更加痛快地大哭一场。因此，他总是先让她们尽量哭个够，同时说，流泪要比任何其他的办法，更加能使她们的身心轻松。瓦林采用这种办法，结果总是使她们很快就停止了哭泣，因而就有可能去听她们诉说病史，接着向她们提出医疗方案。如果有些病情严重的人，急切想要吃食某些奇特的和反常的东西时，瓦林就反问他们，怎样会想到去吃这种东西的。如果他们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吃它，那么他就允许他们去尝尝这种食物。因为他推测，这是病人自发的一种本能上的食欲。可是，如果他们回答说，听说这种食品对另外一个病人似乎有益处，那么瓦林就坚决不准他们去吃它。

　　有一天，罗伯特·瓦林向达尔文讲述了一个很有兴味的小事件，可以作为人的天性的例证。当他还是很年轻的医生时，在希鲁兹伯里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绅士生了病，延请他到家中去，同一位家庭医生会诊。

　　那位老医生向绅士太太讲，依照病情的性质来诊断，这位病人决无生理，可是瓦林却坚持异议，断定老绅士会有转机。后来查明瓦林的断语完全不对，而且他也自信诊断错误。当然，他认为，这一家人从此不会再来延请他去诊病了。可是，过了几个月，这家的遗孀又派人来请他去，原来她已经辞退了年老的家庭医生。瓦林对此十分惊奇，于是他请一位朋友先去打听一下，为什么她还要请他去诊病。那个遗孀回答他的朋友说：“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可恨的老医生了！他一开头就断定说，我的丈夫要死去；而达尔文医生却总是坚持说，他会转好的！”

　　还有一次，瓦林对一个病人的老婆说，她的丈夫必死无疑。过了几个月，他遇见了这个寡妇；她是一位很聪敏的女人，就责怪瓦林道：“您年纪还很轻，请让我来劝告您一下，对于任何一个照看病人的家属近亲，您总得要尽可能给他们有一线希望才对。您那时使我感到绝望，从此以后我就失却了勇气。”瓦林对达尔文说，从此以后，他经常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对病人有利，必须让照看病人的亲属保持希望和勇气。有时，他感到很难去办到这种不符真情的事情。可是，有一位老绅士彭贝尔顿先生，却使瓦林避免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难题。

　　彭贝尔顿先生曾经延请他来诊治自己的病，就直爽地说：“据我亲自耳闻目睹关于您的一切医术情况，您真是一位诚实的医生；要是我问您，是否我就要断气了，那么您一定会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总是很希望您能医治好我的病，因此您应该答应我一项条件，就是：无论我每次讲些什么话，您总是一定要说，我还不会死去。”瓦林虽然心中不愿意，也就同意了他的条件。实际上，这位先生的话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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