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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达尔文在专门谈分类的这一章中指出，所有的分类学家总是力求达到“自然的”体系。他们并未确定这个自然体系是什么，但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怎样表明他们所使用过的“种属关系”或“相近性”这些术语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时，从创造活动的观点本当有的那样，不是用体系的标准来选择那种确定组织“目的”和适应生存条件的器官。相反，适应的特征认为是更容易发生变异的，而且不能利用这些特征来形成种属。达尔文认为，使人承认许多类型之间有“种属关系”的那些共同特征，可以用起源的理论来加以更好的说明。

　　接着，他在《概要》中谈了一种类型同用起源理论能很好说明属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事实的那些范畴相似或一致的情况。他举了一个前肢构造的总平面图的经典例子（艾·若夫鲁亚·圣——伊勒尔），指出许多还是歌德提出的关于位变异构体的分化的事实（颅骨的脊椎理论，起源于一部分花的叶子，等等），把这些事实叫作歌德的术语——“形态学”。最后，某些胚胎的事实（高等脊椎动物的胚胎所具有的主动脉弧可以作为这些事实的例子，这些主动脉弧再现了它们在鱼身上的分布图）只能用继承共同的祖先来说明。而后，他又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时期很少发生变异而更接近祖先，这是因为选择往往是在比较晚的时期才进行的。

　　最后，他举了“发育不全的（退化的）”器官作为自然界这种不合理的特别明显的例子，因为从创造物种的观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这种不合理性。他还多次指出，这些器官很可能在祖先们那里起过作用，很可能由于不使用而衰退了。

　　达尔文在结尾的一章里首先试图用具体例子表明进化论观点比创造理论优越。他从这方面研究了地理分布的事实，研究了对其他临近类型的关系以及三个亚洲犀牛种在解剖学上的构造情况和胚胎的发展过程。

　　在解决犀牛共同起源的问题时，达尔文作出结论说，事实完全允许把所有关于大纲（我们现在称这样的纲为类型）的类型看成为有着共同的起源的东西。

　　达尔文指出，新理论提高了对生物学的兴趣，因为它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还强调指出，概括过程是很广泛和宏伟的，根据这一概括，所有的生物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进化过程。

　　于是，我们看到，通过自然选择（他还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进化理论，达尔文不仅在一八四二年已经建立，而且基本特点也完全提了出来。而如果要把《概要》各章中指出的打算将来充分加以描述的例子补充到上面，那么可以感觉到，在当时，这个理论就是靠他所拥有的大量事实材料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自己“异端的”进化思想。他还要用大量的能证明这种进化思想的事实来充实自己复杂理论的每一个论点，这要彻底克服各种困难，而且只有那时才能把书公之于世。而在科学界，他暂时还只能以一个卓越的博物学家的身份，主要是一个地质学家，珊瑚礁理论和许多地质学方面的论文、报告的作者的身份，一个很快获得了广泛声誉的“贝格尔”号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的作者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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