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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夏尔·戴高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严格的亨利着力向儿子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

　　尤其是那桩丑恶无比的对年轻犹太军官的陷害事件，严重损害了法国军队的荣誉和威信，致使不少军官辞职，年轻人报考圣西尔士官学校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大半！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夏尔·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在成人后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的父辈意味着什么。国耻和荣誉、爱国和祸国、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交替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家庭道德氛围中，小夏尔·戴高乐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再塑军队形象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型。

　　这个家庭传统的文学氛围，也对小夏尔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出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爱国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部背了下来。爱国诗人佩居伊也是夏尔·戴高乐终生崇拜的对象，他诗中的女主人公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形象，和他的“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的观点，影响了这位未来的法国总统的一生。此外，他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也十分喜爱。当时的柏格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柏格森的理论为动力。这一切，使年少的夏尔·戴高乐形成了他“对法国的一定之见”，这就是——为了祖国的振兴和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只有参军当兵才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然，10多岁的孩子“当兵”只能是游戏，但他的游戏也体现了他幼小的心灵所感悟到的责任心。一天，他的小弟弟皮埃尔嚎陶大哭地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

　　“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夏尔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

　　“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他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竟谶语般地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2.“大元帅”

　　1909年8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他这种鹤立鸡群的行为当然引人注目。过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侮。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

　　他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尖又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做即席讲演。他从小就个子高大，14岁就如成人一般，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使人感到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了业，获得了少尉军衔。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可任选一个团供职。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了一年见习兵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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