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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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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当天晚上,戴高乐匆匆告别了部队,赶到了位于巴黎爱丽舍宫的总理办公室。一见雷诺,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你会后悔的。雷诺无可奈何地搪塞:“把他放在里面比放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尖锐地分析道:“形势发展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清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但是,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打赢另外一仗。” 讲到这里,戴高乐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说到这里,戴高乐挺了挺高大的身躯,恳切地请求,“就由我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吧!” 这是保罗·雷诺总理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明晰而富于责任心和进取精神的对形势和前景的分析,他很激动地对戴高乐说:“咱们想到一起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尽快前往伦敦。现在必须使英国政府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如果必要甚至是在海外。你去见丘吉尔先生并告诉他,我的内阁改组和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决心的证明!”后来他写道:“我很高兴让英国人看到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将军。” 6月9日清晨,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戴库尔塞尔中尉和总理外交秘书处主任罗兰·德马热里的陪同下飞往伦敦。在唐宁街10号,他拜会了丘吉尔首相。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但这首次会面却不可能使双方对对方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刚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是以保罗·雷诺的名义讲话的,丘吉尔知道失败主义情绪正在雷诺内阁中蔓延,而雷诺本人也表现得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同时,丘吉尔也已对法国军队取得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虽然他愿意相信戴高乐,并对他显示出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表示满意,但仍断然拒绝了增派飞行中队参加法国战役的要求。 这时西欧战场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抵达巴黎城下,巴黎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当天晚上戴高乐从伦敦一回到巴黎,雷诺就把他请到家里,六神无主地问:“现在德军已经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胸有成竹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然而,雷诺已经无法控制政府。第二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并当即从南部进攻法国;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坚决要求停战投降,并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虽与以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内阁还是批准了,并决定当晚撤出巴黎。这更助长了魏刚将军的气焰,结果,他竟又自作主张地邀请盟国的丘吉尔首相来布里亚尔举行英法联席会议,准备请求首相同意法国违背同盟协定,单独向德国求和。 因为英法两国是休戚与共的同盟国,一方单独求合不仅意味着撕毁盟约,更会使另一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因而将极严重地影响士气,助长敌人威风。这是丘吉尔极不愿意接受的恶果。为此,丘吉尔又于6月11日和13日两度飞往法国,想尽一切办法对盟友进行鼓励、劝说。然而,他万分痛心地看到,在投降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戴高乐将军的势力越来越微弱,雷诺总理手中残余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但是,首相在失望之余也看到了一点希望的火星:这就是那位不管压力再大,却仍然镇定自若坚忍不拔的戴高乐将军!首相示意同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与戴高乐将军接触。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的语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老丘吉尔感动得两眼直闪泪花。丘吉尔这位被英国历届政府着意培养起来的战时首相,凭他那几十年政治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这个身材高大、沉着坚定的准将骨子里蕴藏着极为可贵的领袖素质。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 当我们穿过拥挤的走廊走进院子时,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冷漠地站在大门口,脸上毫无表情。我同他打招呼,低声用法语说:“掌握命运的人。”他仍然不动声色。 可是在当时,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却缺乏掌握命运的利剑。在内阁,贝当、魏刚以及最高军事会议秘书保罗·杜博安等主张的投降主义占上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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