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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在得到敌情变化的情报后，戴高乐与坎宁安上将商量：决定继续执行这个代号为“威慑”的达喀尔计划。但当他们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桩倒霉透顶的事：一场浓雾！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的威慑效果，就必须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舰队“强大”的阵势吓倒。可是，天公不作美，这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得人们什么也看不见。

　　戴高乐派出的使者遭到炮击，两人重伤；英国炮舰与海岸炮台交火一阵之后，英国一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联合舰队只得改变战术，想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强烈的抵抗。此时，戴高乐和坎宁安都痛苦地意识到：不得不忍痛放弃“威慑”计划。

　　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它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对戴高乐评价不高，始终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不足、办事鲁莽的低级将官、英国的傀儡，理所当然而且颇为坚决地把他排斥于盟军行动之外。

　　这次失利也给了戴高乐本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但他那百折不挠的天性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

　　同时，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

　　这一切，使戴高乐万分感动，也使他为国尽忠的信心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无愧于不屈不挠的法兰西的象征！”

　　6.“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10月24日，偏安于维希的所谓“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老贝当不顾国民的谴责，跑到蒙都瓦去会见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准备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了。这使戴高乐无比愤恨。他万分痛心地感到：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法兰西民族利益急需一个坚强的保护人。他本人，戴高乐将军，必须担负起这个保护人的重任，“自由法国”再不能仅仅是一个运动，而必须在已经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

　　他立即着手准备。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当时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宣布任命卡特鲁上将、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戴高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接着又于11月6日郑重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同时根据1884年的宪法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完全是违法的。

　　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也使戴高乐终于进入了历史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

　　从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法国的名义”勇敢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决不能像单纯的军事家那样，时刻顾忌自己实力、地位的虚弱。

　　这个事业的崇高而悲壮的色彩首先表现在中东危机上。中东的地位在当时异常重要，重要在苏伊士运河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关键。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向德意轴心国敞开了大门，而保住了这个地方，则总有一天能从东方进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戴高乐十分明白，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更其尖锐化。而法国，她在这里的地位已被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块法国过去的殖民地已在名义上独立，国联仅授予法国“委托统治权”）；英国出于战争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国建立起“领导权”；而德国，更看到了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跃跃欲试。戴高乐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法国示弱，那么今后她就再别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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