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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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　　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　　10.“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鲜血淋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攻势已被遏制，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大大加强；而北部非洲，由于多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的力量大都东调，盟军也开始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迫切要求美英本年度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英国舆论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丘吉尔未做承诺。在他看来，当年进攻欧洲还不具备条件，可行的方案应当是进攻法属非洲。罗斯福也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驻守的维希政府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如果从殖民利益考虑，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对英国而言，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就可以威胁德军元帅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这样，就可以确保直布罗陀海峡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从这些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得到最重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与日本军队联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急于消除这个隐患，同时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　　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触犯戴高乐的战斗法国的主权。因为北非虽为维希控制，但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英美两方都早已承认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政治地位，要从这里动刀兵，当然得事先求得戴高乐的同意。英美心里都各有小算盘，这种小算盘拿到视国家主权如生命的极为敏感又固执的戴高乐面前，根本就别指望能通过！　　此外，法国人热烈而易激动的天性也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心存疑惧，进军达喀尔的“威慑”计划由于过早泄密而功败垂成使人记忆犹新。加之轴心国间谍活动比以前更加积极，谁也不敢再冒泄密的风险。　　所以，英美两方的总参谋部在制订代号为“火炬计划”的进攻北非的军事行动计划时，不得不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9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等三处同时登陆。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美远征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配合这次行动，以占领敌方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次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11月上旬。　　尽管这个计划对戴高乐严密封锁消息，但作为战略家的戴高乐，却从英国飞机和坦克的不断集结与丘吉尔对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等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中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而且他还精明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于盟国军事行动之外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当机立断，一面打电报通知驻伦敦的委员会：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一面派安德烈·菲利普为特使，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谈了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负担，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由于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支持，导致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的确有必要，他戴高乐本人已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有个人野心、想当独裁者。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惟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　　这封信虽然及时送到了白宫，却立即被罗斯福束之高阁。因为罗斯福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保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物色到两个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不听话的戴高乐！　　这两个人选，一个名叫亨利·吉罗，即四年前对戴高乐上校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位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此人是五星级上将，一战中曾失去了一条腿。1940年他63岁，从德国战俘营用绳子逾墙逃了出来，冒着纳粹悬赏10万马克买他首级的危险先跑到瑞士，拒绝了戴高乐“共同抗敌”的诚挚邀请而跑去拜会了贝当。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他断然拒绝，因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不为人知的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答应的自由，他还是签署了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　　另一名人选是达尔朗海军上将。此人却是盟国正与之战斗的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维希政府军队的总司令，纳粹的热心合作者，维希反犹法令的主谋。他看出了轴心国前途不妙，想改换门庭，便指使他的儿子找到美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向他保证达尔朗愿和盟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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