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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正在这尴尬时刻，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牌：正式邀请戴高乐访苏。这使戴高乐看到了一线联俄与英美抗衡、为恢复大国地位创造条件的希望。他分析到：苏联出于自身利益，愿意看到法国重返国际舞台以便在西欧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同时，在防止德国人东山再起问题上，苏联和法国也存在着共同点。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44年11月24日，戴高乐在皮杜尔、莱安和帕莱夫斯基将军陪同下，由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当向导，取道开罗、德黑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于12月2日抵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元帅举行了首次会谈。在接下来的八天逗留期间，两位抗德领袖又进行了多次会晤，终于签订了20年的法苏互助同盟条约。临别之时，斯大林元帅热情洋溢地对戴高乐说：“您尽管相信我！假使您，假如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这个条约当然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戴高乐并没有得到斯大林所承诺的支持。1945年2月3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时，斯大林竟坚决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获得一个席位；罗斯福当然支持他。

　　这个消息把戴高乐气坏了。2月5日，戴高乐通过广播，公开对他们发出警告：“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上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这个警告的分量，大家都心里有数，因为戴高乐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而英国，不论出于感情还是自身利益，都必须支持法国恢复她大国的地位。美国也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不得不正视现实。最后，雅尔塔会议终于确定，法国还是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成为管制德国的第四个成员国、联合国大会的五个发起国之一。

　　光复巴黎仅半年就取得了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无疑地更增添了戴高乐的威望，也更使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时，法国政界上层中却出现了一股逆流。令戴高乐哭笑不得的是，尽管他自己每次出席会议，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发表讲演时，掌声会经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计划却经常遭到抨击。虽然他本人免于非难，但他的部长们却不能幸免。国务部长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戴高乐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情绪源于议员们对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的不满。他决定对这种不满寸步不让！3月19日，一个由各个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他今后作出任何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的神情答复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

　　代表们争辩说，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之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

　　对此，戴高乐耐心地，然而是义正辞严凛不可犯地答复道：

　　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但这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伙人内心并不认为，只有他戴高乐才能“对国家负责”了。

　　19.“我必须告退”

　　法国一位古代哲人曾说过这么一句格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

　　欧洲一些较为强大一点的民族，都曾以他们的行为证实过这句格言。1945年7月25日，处理战后事宜的波茨坦会议还没结束，英国人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战时首相、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丘吉尔，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而法国人，也正打算这样做。5月20日，前总理莱昂·勃鲁姆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这里的“任何人”显然包括戴高乐，而需要“感恩戴德”的，无非是指他艰苦抗战五年挽救了法国。这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逻辑，按我们东方民族的口语翻译，就是“谁叫你救国的？”而表现在当对法兰西的现实生活中，则是戴高乐率领他的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光复之初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那些仗着光复而复活的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则肆意利用这些困难谋取自己的私利。

　　1945年5月欧战结束，6月份，250万战俘归国。要使这250万人得到安置，已经给本来财政就很困难的戴高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党却趁机控制了“全国战俘运动”这个组织，利用它来组织抗议游行，发起反对司法部长的谩骂攻势。一些归国战俘举着“绞死弗雷内！”的标语牌，吵吵嚷嚷地到医院和收容站前面游行示威，制造种种骚乱。

　　对这种骚乱，戴高乐自有他军人的方式来对付。他把“运动”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要求，这类活动必须停止。我要你们对此负责。”

　　那些人搪塞道：“战俘们爆发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力制止这种行动。”

　　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宣布：“公共秩序必须维持。要是你们管不了自己的人，那么你们就必须立即书面告诉我，并宣布辞职。要是你们真的是他们的头头，那么你们得给我一个确切的保证，今天就停止一切骚乱。在你们离开之前，或者给我辞职书、或者给我保证，否则就把你们拘留在接待室里。限你们3分钟内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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