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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第三章　第五共和国

　　1.“我随时都准备执政”

　　虽然戴高乐不声不响，也不攻击任何人就离却了他的职务，但政客们的心理负担并不因此而有所解脱。因为戴高乐离开盔甲大厅之后，国务部长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语调谴责道：“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政客们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全国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从伦敦匆匆赶回的国务部长樊尚·奥里约写信对戴高乐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没有愤慨，没有谴责，更没有分裂。法国人对这位恢复了他们荣誉的将军的下台连“为什么”都没过问一声。其实戴高乐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民众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几天，一切正常。在议会里，曾被戴高乐破坏了的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政客们皆大欢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

　　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游戏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才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互许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侮辱性的争论了，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

　　但不管玩什么样的游戏，有戴高乐在旁边注视着，政客们心里就感到紧张；特别是他拒绝了好意给他的一切荣誉，坚持只接受一个退休准将的养老金，更使人不安。他离职三个月后，新任总理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戴高乐知道后，立即写信谢绝。他说：

　　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4型飞机交给了空军，并把自己的一辆美国大型轿车也卖掉了。他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儿安娜，住到远离巴黎的科龙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旧房舍里，开始过起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戴高乐，与其说是生活，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在他的思维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我就是法兰西、法兰西是我的”的定势，同时还有一种“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为了法兰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兰西”的强烈自许意识。这些意识促使他在近六年战斗生涯的内政外交上，不管是对米塞利埃、吉罗，还是对丘吉尔、罗斯福，都毫不顾忌自身的虚弱，表现出一种护雏的老母鸡式的悲壮情怀，寸步不让地回击了他们的每一次冒犯。

　　而今天，应该说自身的力量比当年是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却不得不把可爱的法兰西拱手让给一伙庸才去折腾！这叫他如何甘愿？他平静地辞职，是因为他确信：政客们的作为是不符合法兰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国绝对会垮台，人民将大声疾呼他回来。

　　但是，回报他的，却是遗忘、冷漠，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国人民再次被慵懒软弱易变的民族劣根性淹没，就不得不再来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瞄准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失败的新政府和它的宪法草案开了辞职以来的第一炮。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这座城市两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攻击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但它再次以事实谴责了政党制度，并且精确地预示了12年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断利用各种集会和新闻媒介，对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对多党政治发动攻击。同时，他有时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预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庆典活动。1947年1月，暂任总理的莱昂·勃鲁姆要委派勒克莱尔将军去印度支那担任总司令，勒克莱尔说，他在答复之前，得跟戴高乐将军商量一下。戴高乐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绝了勃鲁姆。过几天勃鲁姆下台，继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重提原议；同时，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樊尚·奥里约也规劝勒克莱尔接受任命。勒克莱尔有点心动了，但戴高乐仍反对他去，他虽然发了点脾气，最后还是拒绝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法国广大民众将团结在法兰西周围，摒弃无聊的把戏，改革不合适的结构，而这些东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国家趋于衰败。”同一段时间，因比利时摄政王访问巴黎，戴高乐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国总统，竟拒绝了总统约他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感到很恼火，拉马迪埃总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声说：“谁也不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谁也称不上凯撒大帝！”

　　当然这话他不敢当戴高乐将军的面说，反过来他还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马迪埃在拉布瓦瑟里约戴高乐会晤。他告诉将军，任何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国家对他的感谢。但是，再也不能无视解放者戴高乐与政治家戴高乐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彬彬有礼甚至是颇为诚挚地请求戴高乐将军协助第四共和国。

　　但戴高乐却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不会“协助”。他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

　　你责备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不错，我的确是一个政治领袖。总理先生，抗战运动不仅是一种民族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

　　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过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

　　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共和国吗？

　　这种责备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服务。我永远只为法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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