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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正是这个“预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撑这位年过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那样使用打字机，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着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在他科龙贝教堂村那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小阁楼；在那可以从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阁楼里，他用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稿纸。在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变动之后，这些稿纸变成更加难认的文稿。有两个人协助他写作：外交部的勒内·蒂博帮助挑选和搜集有关文件的原文，以印证他所叙述的事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在写作之余，他或是在小花园里徘徊，或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房屋周围，有3英亩园地，他的妻子伊冯娜带领一个园丁，把这里变成了一块圣地。圣地的中心，是个大花坛，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个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自称，他在这里徘徊过15000次！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

　　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

　　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写作一开始，将军便和夫人伊冯娜商量，将回忆录所得稿费的大部分用作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费用。这笔信托基金即“安娜·戴高乐基金”，是1946年戴高乐辞职回到科龙贝教堂村后着手设置的，并在同年内建立、开放了残疾儿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顷的树林地带的城堡，由圣雅居的修女们自告奋勇充当保育人员。虽然两年后安娜不幸死于肺炎，但保育院却一直继续向残疾儿童开放。

　　建这座保育院几乎使戴高乐倾家荡产！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笔准将的养老金，开销了家庭的必要费用之外，连来客都只能以白开水款待了。到1951年，戴高乐已到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的地步，是乔治·蓬皮杜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乔治·蓬皮杜是后来戴高乐亲自选定的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将军之后的法国总统。他是著名的法国师范大学毕业生，1944年进入将军的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将军辞职后，他便成了将军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将军的私人秘书处，并充当了他的财政事务代理人。在社会上，他的公开职务是罗特希尔特银行总经理。他利用职权之便为将军弄了笔贷款，使将军安然度过经济难关，安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

　　这时，有好几家出版商在竞争出版戴高乐回忆录。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也切望分享与那些世界级伟人同列的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开始进行出版谈判。这时第一卷已快完稿。伊冯娜劝将军改变死后才出书的打算，趁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挣回稿费以敷家用。

　　1954年4月22日，戴高乐夫妇请普隆出版社的业务经理和文学部主任夫妇共进午餐，以庆贺出版合同签订。

　　写作《战争回忆录》耗时六年。这部近150万字的宏篇巨制是将军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将军最后成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剂。第一卷《召唤》，出版于1954年10月，第二卷《团结》出版于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于1959年9月。时间跨度从1940年写到1946年，每卷2年。在对“六一八”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由于事过境迁，使他能站在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立场来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且能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自己的行动。

　　对于将军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并没有把辞职看作是卸掉了为法兰西应负的责任。在回忆录中，开头第一句他就写道：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阐述了他的旗帜为什么是洛林十字旗，因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圣女贞德，就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了法国人拯救了法国。而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须讲究策略，“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这种变化在1958年他当上总理后就很容易发现了。当时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如果按1946年时的性情，他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并以辞职相威胁：“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而这时，他则聪明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议员们套近乎聊天，并恭维他们：“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这话，那些试图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去，将军是多么藐视甚至敌视他们啊！他们鼓掌喝彩，赞成给将军想要的权力，阻力都变化为动力了。

　　所以，这套回忆录一出版，便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本3万册。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8万册，平装本27.3万册；第二卷各印16.9万册和22.5万册，第三卷则是18.6万册和22.5万册。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庆特庆的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稿费，不仅使将军偿还了贷款，充实了“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钱柜，而且使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都得到了将军慷慨的捐赠。

　　将军尽管能从写作和妻女的关切中获得慰藉，但是，长期的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减。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头写作的六年中，将军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习惯，以会见一些访客。久而久之，来访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只是把他作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称道几句；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国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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