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50)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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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在11月4日的一次对全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是颇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当中的。他说：他不能接受叛乱领导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这样的“共和国将来有一天会存在，但至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暗示性的讲话，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进一步两极分化。　　接着，按照既定战略，戴高乐决定就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一事进行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全民表决。为最后的结局铺平道路。1961年1月8日举行的全民表决，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的趋势：本土76%、阿尔及利亚70%的选民赞成戴高乐的政策。　　这就把军队内部的反对势力逼入了绝境，他们只能孤注一掷了。1961年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这是对戴高乐权威的一次最大胆的挑战。戴高乐不无伤心地注意到，在策划和领导这场叛乱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将军中，领头的竟是莫里斯·夏尔！　　戴高乐决定运用他的个人权威来面对这次挑战。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级军官们有机会悔改，他派遣新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冒着生命危险，于反叛文告发表几小时内到达阿尔及尔；同时，他行使宪法第16条赋予的特殊权力，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接着，他让官方宣布，他将于4月23日晚8点发表电视演说。如同1960年1月那样，戴高乐将身穿两颗星的将军服（虽然按军衔来说比违抗他的人低）出现在屏幕上。他要以这样的视觉形象来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军人服从的传统。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态度强硬地谴责了这次叛乱。他说：“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视，我们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是那些应该以其职责、荣誉和智慧来服务和服从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重复一遍——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 　　与1960年1月那次一样，戴高乐的个人魅力又发挥作用了。24日，叛方的势头开始减弱，军心动摇了。25日，曾支持过夏尔的军官们断定，他们是搞错了。下午，夏尔决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着，另一位造反将军泽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萨朗、儒奥两位将军以及秘密军队组织的几位上校们一起转入了地下。　　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底，军事法庭开庭，夏尔和泽勒被判15年徒刑，并被剥夺军衔和勋章　，萨朗、儒奥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是以戴高乐获胜为结果的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这以后，秘密军队组织转入地下，开始搞起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共产主义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　　至少四次暗杀将军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出了技术故障，中间两次在布置就绪之前败露，最后一次则是出现了奇迹。1961年9月8日，谋杀者把装有90磅可塑炸药的煤气桶，里面还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到科龙贝的公路旁的沙滩里。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却不知为何没响。1962年8月22日，在将军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他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又遇上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开枪。谋杀者总共射击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雪铁龙汽车，有两颗子弹击中了轮胎，但没有击穿；另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两英寸的地方掠过，也没有造成伤害。停车后，戴高乐看看周围的人，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他不无幽默地咕哝道：　　好，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他心目中的职责之一，就是使法国摆脱殖民包袱，首先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5月20日起开始谈判，谈到第二年3月18日达成了停火以及通过全民表决决定实行自决之后“法阿”之间合作的协议。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表决，91.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表明，戴高乐这位巨人，终于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圆满地完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了他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5.“开始实行我的宏大计划” 　　既然是世纪的巨人，就注定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因为人的地位的梯级差距，法军的将军、上校们不可能像戴高乐一样能从全球的高度通观国际实力竞争格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被他的时代和地位赋予的“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形象”的社会作用和个人理想。如果他们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欧摆脱了“小伙伴”地位而与美国佬、小日本同为“世界三极”之一的社会现实，也许他们就会后悔30年前的所作所为了。当然这是“也许”。　　任何社会现实都是一定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增强。西欧各国则严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共向西方各国提供了134亿美元，其中80%是无偿援助，从而从经济上控制了西欧各国，也就决定了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关系。　　战前，西欧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战使德意志一败涂地，英法削弱；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使这些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削弱。美国则一步步取代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实现了独霸。美国取得霸主地位、西欧成为小伙伴的标志，是1949年美国与西欧十国及加拿大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各国置身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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