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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共产主义”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

　　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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