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1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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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看到了条约的文本，感到受到了嘲弄，痛斥英国“怀着一肚皮不可告人的动机”作了这件“甚至在形式上也把盟友自由法国抛到一边“的肮脏事情。英法关系骤然紧张。　　7月21日，戴高乐在开罗会晤了刚刚到来的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奥利佛·李特尔顿。戴高乐对李特尔顿说，英国和维希政权签订的停战协定是无法接受的，作为两国共同作战的结果，竟是英国从法国手里夺走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戴高乐还说他一定要把驻在叙、黎的维希军队争取到自由法国方面来，绝对不能听任英国把他们遣返。　　李特尔顿辩解说，英国并不打算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所作的只是在进军当中所必须作的，他援引1940年8月7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协议说，在战争期间，自由法国的军队也要接受英国指挥部的领导，所以英国有权这样作。戴高乐指出，“八·七协议”只限于共同作战的时候，绝不能任意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戴高乐表示自由法国将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所以从24日起自由法国的军队就不再从属英国的最高统帅部，卡特鲁将奉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政权。谈话后，戴高乐把一份准备好的照会交给了李特尔顿。　　李特尔顿走后，戴高乐立即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说圣让德阿克协议违反了自由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损害了法国的尊严，后果是严重的。电报说：“在与我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英国这种态度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戴高乐寸步不让，迫使英国就圣让德阿克协议的解释问题同戴高乐的代表进行了几次谈判。结果英国方面作了让步：自由法国可以同维希部队接触，以争取他们投诚；有关战争物资属于自由法国；英国不再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如果维希当局发生重大违犯停战协定的事件，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军队将联合行动使其就范。这是7月24日的事。　　但是，维希的军队依然照旧集结起来被遣返回国，戴高乐只争取到了几千名法国和当地军人。英国和自由法国对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争夺并没有结束，不和的种子埋得更深了。几件事端积累起来使戴高乐时刻感到英国正贪婪地觊觎着法国在中东的利益，以致在筹划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长期斗争的同时，警觉地注视盟友的动作。但自由法国羽翼还没有丰满，还需要英国的合作，决裂是不行的。于是，戴高乐拜会了新任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表示自由法国的军队在共同作战中将在奥金莱克的统帅下继续作出贡献。　　欧洲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发展，6月22日，德国军队从白海到黑海的2000英里长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进攻。战争从巴尔士转到了苏联领土。　　戴高乐认为，他在中东和非洲已经有一些成绩，应该把注意力转过来为自由法国打开外交局面，他决定回伦敦去。回伦敦的中途，他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乔治·威勒，不料引出一段加深误会的插曲。威勒问他，英国政府既然已经承认了自由法国，却一直不肯对维希政权关上大门，戴高乐该如何理解这种情况。戴高乐说：英国政府担心的是维希的舰队会落到德国人手里，这其实是英国与德国的一笔战时交易，维希政府在这笔交易中充当了中介人。维希把法兰西帝国出卖给了希特勒，同时答应英国不使法国舰艇落在德国手里。在谈话中，戴高乐还提到自由法国愿意向美国提供法国的属领基地。　　戴高乐在去伦敦的飞机上看到了威勒写的采访草稿，马上打电报提出：除非威勒修改文稿，否则他不同意发表。但是已经晚了，电稿已被寄出。8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题为《戴高乐向美国提供非洲港口》的威勒电稿，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骚动，因为美国还不是交战国，当时还无意卷入战争。国务卿赫尔被问到基地问题时，断然说他不知道这件事。　　最恼火的自然是丘吉尔，他指示外交大臣艾登，戴高乐到伦敦后暂时不要去理睬他，同自由法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也要暂时停一停。丘吉尔决定给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一点颜色看看。　　戴高乐9月1日抵达伦敦后果然立即要求会见丘吉尔。丘吉尔说必须先澄清《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登的消息，否则会见是毫无意义的。戴高乐说这个报道完全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与英国一起战斗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戴高乐向布拉柴维尔发了一封电报，命令自由法国的代表把那个美国记者赶出刚果。丘吉尔于12日会见了戴高乐。双方都力图澄清自己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立场，但是，隔阂已经很深了。　　戴高乐虽然流亡在伦敦，但是他绝不允许英国干预自由法国内部的事务。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和自由法国两个并肩作战的盟友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摩擦，在后来的1945年几乎发生了直接冲突。　　戴高乐确曾向美国发出过呼吁。1941年5月19日，他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要求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一旦美国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他发现美国对自由法国几乎视而不见，也不打算同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美国漠视法国从1940年6月以来发生的变化，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幻想贝当政府通过温柔的手段抵制希特勒，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美国驻维希政府的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和驻北非的代表罗伯特·墨菲竟然轻信贝当的话，认为戴高乐的出走是“叛变”行为。在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只能在涉及美国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同它接触，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普利文立刻向戴高乐报告了这件事。戴高乐8月9日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这类的救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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