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1)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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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他愿意移交政权。戴高乐自问：在不能有效地行使他本人的控制权时，该怎么办？　　戴高乐深深感到“我道不行”，不由自主地堕入政党政治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抉，竟然无能为力了。他第一次想找一外僻静的所在，静静地过一个假期。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戴高乐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在他手里，但现在，他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第一次感到应该休息一下了。　　1月14日，戴高乐从海滨回到办公室，向几位部长透露，他准备辞职。1月20日，部长们应召而来，戴高乐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宣读了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他说：“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有告退。” 　　在差不多13年的第四共和国期间，戴高乐过着退隐生活，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等待着再一次的“召唤”。戴高乐不会甘愿就此沉默下去，他决心暂时以退为进。　　戴高乐辞职虽然不是出于本愿，却也有如释重负之感。他的辞职在国内外没有引起多大波动。戴高乐由于战前在科龙贝教堂置办的房产被战火破坏了，需要重修，便暂时住在巴黎附近的马尔里。几个月后全家才在科龙贝安顿下来。在这里，戴高乐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写完了战争回忆录，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最后一卷《拯救》是当他12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才完稿的。这是一部巨著，它足以和其他世界闻名的伟大回忆录相媲美。　　当然，戴高乐也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写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经常引起他的密切关注。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法国“政党体制”的抨击。在他辞职以后，三个主要政党——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主持了几个月临时政府的政务，共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是总理一职却由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轮流担任。　　在这几个月中，临时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宪法。新宪法通过之日，也就是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之始。新宪法草案反复修改，终于把总统的职权限制到几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制宪权握在议会手里，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能在议会获得应有的多数，就可以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戴高乐保持了近半年的沉默后，1946年6月16日，就法国政局发言了。他选择第一个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贝叶作为他发表这一重要演说的地点，是别有遇意的。后来一提到“贝叶演说”，人们就立刻想到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认为党派之争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与政府”，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国家元首的职责是负责任免人员，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裁决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国家危急时期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国签订的条约。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勾划出了他将来主持第五共和国时的政体。　　但是，没有人理会戴高乐的主张。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在1946年10月获得了公民投票的多数通过。那只是一个微弱的多数：九百多万张赞成票，将近八百万张反对票，弃权票达八百多万张。这些数字说明，分歧很大，第四共和国不可能太平。　　经过各党派的反复磋商，社会党的樊尚·奥里欧当选为第四共和国总统，另一个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出任总理。第四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于1947年1月诞生了。这时，戴高乐感到，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否则他就没有参予政权的角逐力量，尽管他在抗战中受到各抗敌运动的拥护，但是现在他却连一根可以倚靠的支柱也没有。为了最后消灭“政党体制”，他需要建立一个旨在消灭这种体制的政党。　　2月2日，他对私人秘书克罗德·莫里亚克透露了这番心意，并授意说，这个组织可以叫“法国人民联盟”，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就可以有组织地参加竞选了。　　戴高乐要组织政党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事实上，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勒内·加比唐、雅克·苏斯戴尔等已经在积极活动了。一时传说纷纷：戴高乐很可能在酝酿一次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拉马迪埃总理于4月1日亲自到科龙贝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秘密拜会，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对拉马迪埃说，他绝不支持第四共和国，他将是现政府的反对派，因为它的宪法保证不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干出法律所不容许的事。这意思是叫拉马迪埃放心，他不会搞政变，他想作的无非是通过选举重返政治舞台，虽然他从原则上是反对搞政党政治的。　　过了几天，法国人民联盟征集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联盟在巴黎的办公室整日应接不暇，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约一百万份申请书。　　科龙贝教堂的环境很幽静。戴高乐全家的生活并不阔绰，他们过着普通庄园主的生活，在拉布瓦瑟庄园，戴高乐一家经营了一英亩的田园。戴高乐暇时可以登上阁楼远眺如画的景色，可以在花丛之间悠闲地散步。　　这位将军在紧张地从军务政30年之后确实是“归田”了，但是却并没有“解甲”。他可以比较从容地考虑一些问题，让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凭借法国人民联盟这个政治组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宣传“贝叶演说”提出的纲领。戴高乐间或公开发表些意见，举凡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杜鲁门主义” 　　和“马歇尔计划”的问世、北大西公约组织的诞生、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辩论、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等等，都引志戴高乐的评论，他要以旁观者身份发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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