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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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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辉篇章—大国地位 法国政府的处境日益困难,长期的殖民战争使国库空虚、国内反战之声迭起、国际谴责之声日盛。继印度支那战争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威胁着第四共和国的生命。 在法国,从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很明显地有两种政治力量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体。 第一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殖民利益的殖民者及其政治代表,殖民军队的头子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政治力量就是以法国人民联盟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点是:第四共和国没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扭转和掌握法国的政局。第一种政治力量的声势很大,但是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于是,反第四共和国政体的力量便都瞩意于戴高乐。 戴高乐主义者同白人殖民者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一般也主张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雅克·苏斯戴尔便是坚决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殖民主义口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者当中很有些威望。苏斯戴尔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后就积极活动,准备在局势出现危机时组织一个“公共安全紧急政府”,推戴高乐出来收拾局面。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龙贝,深居简出。戴高乐派的头面人物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派政治家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未置一辞,但是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德尔贝克的活动。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时机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很了解戴高乐的,便对莫里斯·舒曼说:“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加亚尔政府又是一届短命内阁,在1958年4月因轰炸突尼斯边城萨基埃而倒台。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5月5日派遣加纳瓦尔将军与戴高乐的侍卫官德·博纳瓦尔上校和法国人民联盟的雅克·弗卡尔私下会晤,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戴高乐回答说:“为时尚早”。同时他也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 弗林姆兰内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天的功夫便宣告垮台。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主义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龙贝的戴高乐。戴高乐的表现则有些令人莫测高深,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说:“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5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 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让军队执政!”,“科蒂辞职!”,“把本·贝拉送上绞架!”,“布尔吉巴是刽子手!”,“苏斯戴尔,苏斯戴尔!”,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下午5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6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 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7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当晚,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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