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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历史注定不让戴高乐有片刻的安宁，戴高乐方案小组正进行工作，国际事务又吸引了戴高乐的注意力。

　　8月21日，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9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行径，指出苏联此举影响了欧洲缓和的前景。戴高乐说，“缓和、谅解、合作”政策首先是一项和平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于给缓和势头泼了一盆冷水。同时，这给法国改善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因为苏联出兵捷克，在西方引起了一致的谴责。

　　1969年2月4日，戴高乐接见了英国新任驻法大使克里斯多芬·索姆斯。索姆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搭档、老对手丘吉尔的女婿。会见表面上是亲切的，戴高乐照例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西欧大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应该在政治上和防务上加强合作。戴高乐告诉索姆斯，法国认为，西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防务。索姆斯表示英国一向重视欧洲的合作，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一向重视北约的作用。

　　会见后，索姆斯把谈话记录的全文寄回英国外交部。不料英国外交部竟把这场谈话记录全文公开发表了，一时在西欧——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其他几个成员国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似乎戴高乐已经改变了一直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政策，准备把共同体的大门向英国敞开。几天后，法国外交部照会英国，批评英方把一份未经法方同意的记录稿公诸于世。英国则说，谈话的记录稿曾经交给法国总统府秘书贝尔纳·特里科，转请戴高乐审阅和修改。两天后，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向索姆斯确认记录稿是准确的，并且把稿子退给英方了。于是，刚刚有些转机的英法关系又紧张起来。报界耸人听闻地称为“索姆斯事件。”

　　戴高乐十分恼火，说英国公然违反外交上保守秘密的惯例。英国人则说是上了戴高乐设的“圈套”。当然也有人推测，戴高乐确实想把同英国的紧张关系悄悄地缓和一下，不料英国把谈话记录稿公布了，这很有损于将军的尊严，英国人干了一件失之鲁莽的事。

　　总之，戴高乐自从把法国从北约军事组织中撤出以后，在外交上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动作了。经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根基并不如想象那样稳固，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问题，改善同盎格鲁—撤克逊民族的关系问题，在当时仍然摆不上戴高乐的正式日程。将军已经感到精力不济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改革方案就绪。方案全文共68条，4000多字，内容十分琐细。2月2日，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视察中发表演说，宣布：在当年春天把全国区域化和改造参议院两项方案提交全国选民。

　　所谓全国区域化，说得简单些，就是恢复1789年革命前那样的行政区划，每个地区的议会部分选举、部分由政府任命。而参议院的改革则涉及到参议院的性质问题，改革以后的参议院不再是由95个省议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包括各地区代表的咨询性机构，它将研究和审议各项有关政策草案，然后再提交国民议会。这两项改革方案，本质上都是开倒车的，一个意味着对1789年成果的否定，另一个则削弱了参议院的权力和议会民主。因此对于有民主传统的法国选民来说，是不可能受欢迎的。有人说，如果在公民投票时直接了当地提出是否拥护戴高乐总统本人，他获得多数支持的可能性也许要大些。

　　但现在他提出的问题却会使本来支持他的人投了反对票。问题有其复杂之处。传记作者之一贝尔纳·路德维支说，戴高乐所作的是要以“保守的姿态”去实现“根本的改革”，同时又提出，选民应在“进步和动乱”之间作出选择。这时，蓬皮杜已经透露，如果总统职务空缺，他将参加新总统的竞选。于是，人们便感到，公民投票说到底是在“戴高乐或蓬皮杜”之间选择一个，改革内容如何倒在其次了。

　　2月19日，内阁会议宣布，公民投票将在4月27日举行。戴高乐在回答电视台记者米歇尔·德鲁瓦时说，两种改革方案是紧密相连的，选民们在投票中只能回答赞成或反对。如果多数选民投反对票，他将立即辞职。此外，戴高乐还一直幻想推行劳资“合作”的方案。他在回答德鲁瓦的提问时曾解释说，“合作”的目的是使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分享企业的利润。这样的解释对于一般选民来说似乎语焉不详，但却增加了企业家们的狐疑和不满，因为这就是说戴高乐将要求企业家们交出一部分利润，以缓和各社会矛盾。于是，相当一部分拥护戴高乐的中产阶级在公民投票中将改变态度。此时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如吉斯卡尔·德斯坦等都先后声明：对改革方案投不信任票。各个政党(除戴高乐派)和工会也都动员它们所能影响的选民投反对票。将军感到局势已对他十分不利了，但他仍要背水一战。

　　在总统竞选期间，戴高乐夫妇乘专机离开法国前往爱尔兰度假。79岁高龄的戴高乐将军，在离开政坛之后选择爱尔兰西南角濒海地区，去洗掉半个多世纪长途跋涉在他身上留下的风尘，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戴高乐的家族，严格地讲，有着爱尔兰的传统，他祖母就有爱尔兰的血统。

　　6月15日，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果揭晓，蓬皮杜以58.21%的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第二天，戴高乐从爱尔兰休养胜地给蓬皮杜发来了电报，对他的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1970年6月，戴高乐夫妇曾去过一趟西班牙，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戴高乐宣布辞职以后，佛朗哥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西班牙去休息一下。

　　在马德里，戴高乐会晤了佛朗哥。戴高乐虽然同德国法西斯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对西班牙的独裁者却怀有敬意。在风光绮丽的别墅，他住了二十几天，和助手们整理撰写回忆录的资料。

　　戴高乐还收到过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信，并决定在1971年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照常工作了一整天，当晚，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再过13天，他就整整80岁了。

　　夏尔·戴高乐逝世，长眠在橡木做的棺木里。科龙贝教堂上空回荡着悼念的钟声。

　　第二天中午，蓬皮杜总统发表广播演说：“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戴高乐在遗嘱中写道不要授予他任何称号和勋章。

　　一切都按照遗嘱，墓碑只写了“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他最心爱的小女儿安娜早在那里安葬了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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