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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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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家里有一名中国仆人接待我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 我们住在瓦尔特家里。我们那屋顶下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 ＊ ＊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镜。本来他想养牲口，现在却在带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国人学校里）。 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响乐团听音乐会，听得如醉如痴，边听边吃无花果。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国队对大胡子细腿的印度警察。 还有一对夫妇姓勘，妻子是这里德国剧团的灵魂，丈夫是一家俱乐部（艺术家俱乐部）的灵魂，职业是交易所经济人。照理他应该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这种俱乐部根本不吸引人，遗憾。对罗尔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①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职员。据说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国有财产或者宫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大约300张唱片，在电影《雪橇的奇迹》中参与过滑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车赛时丢掉了。他喜欢罗尔夫，因为他说话不多，安静与和谐给这个没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①希波是德国一个名门旺族，至今还同法本公司合作。 星期六我们应邀去施图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学的工程师。他在这里创立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现在结婚了，婚礼时还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来的电报。我相信，我们若去参加婚礼，可能会发生不幸。 ……最近参加了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会。妻子是凯塞灵伯爵的妹妹。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华，过分的肥胖。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罗的海白卫军的男爵，曾卷入反动的间谍案。 ……我写信告诉过你们，罗尔夫是楚克迈耶《奎本尼克上尉》的导演。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非常热心。为这事总领事吕德·封·科伦贝格·波迪希海姆还写来一封长信，请求不要上演这出戏。“这出令人作呕的戏……剧团应该竭力保持高水平，对于剧中所表现的那些可怜家伙，人们不可能表示同惰，只能引起反感。” ……这封信是不近情理的。罗尔夫和瓦尔特提出了抗议。剧团没有冒险上演这出戏，人们也无法改变这老傻瓜。 ……昨天晚上在切斯特弗利茨家里。他是这里最大的交易所经济人公司的老板，他是个美国人，非常富有。 星期六我们举行了一个12人的茶话会，到会的有松本，这是一个漂亮的日本人，住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是乌发电影公司的代理人（我们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政府工作）。还有法本公司的魏灵和希波，科尔夫，梅尔询公司老板，福格尔博士，他是驻当地德国商会会长。福格尔和科尔夫比这里通常人显得明智，我们将同他们进行一次划船。詹姆松，市政局工程师部领导人，他是个疯疯癫癫的单身汉，送给我们用于小花园的花肥，因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梅兰斯，罗尔夫的英国同事，我们的三明治他一块都不动，因为它们是打开着的，而不是按照英国习惯把它们合起来供人食用！童和普劳特都是远洋新闻处的，还有一个名叫索乌尔的美国人，他是市政局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葡萄牙人，生于本地，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外出郊游，他同一个农民说话时，那农民问她，“您讲中国话，可您先生只会讲三个字，他在中国多长时间了？”“三十年”。“那么说，学会一个中国字，需要十年时间喽。”这就是那个农民的惊讶的回答。 ……你为我适应这里的社交活动感到高兴，遗憾的是，从未听见过狠嚎，只能听见羊在咩咩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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