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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我抱着米沙提着包裹先上货船，在黑夜里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听见格里沙轻微的呼唤声。我们沿着船梯把箱子拖上来，才互相道别。我再看了一眼格里沙的面孔，然后只听见小船的橹声。

　　在轮船上我并未受到特别友好的欢迎。一位军官为我腾出一问船舱。当米沙睡下以后，我打开灯看见他的脸上落着十几只蚊子。不知是什么人把舱盖打开了。船员们谁都不愿意与我接触，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饭也是特殊准备的。我不在乎这些，令人高兴的是，这几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这孩子见我有这样多空闲时间，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给他讲3—4个编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报是，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他眼巴巴盯着我。米沙已经两岁零四个月了。他喜欢他那本有许多诗行的画书，他能背诵30多首诗。有时我们一块儿观察那只挂在舱盖上的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鸟。天气十分晴朗，货船上装载的木材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势有时会令人产生一种充满冒险乐趣的兴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会是什么样呢？只是面临与孩子的离别会使我心情沉重。至少在他成长的半年内我会见不到他，而在这个年龄里每天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每当我想到这种离别，我的胃里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么说，米沙在祖母身边会得到精心呵护，深山里的气候对于他是很理想的。

　　格里沙告诉我，在海参崴会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规则的海湾，看上去仿佛画册一般。

　　没有任何人来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来，严格的苏联海关要打开我的所有箱子。即使在苏联境内我也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我携带的是信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过境。于是所有的箱子都被封了起来。

　　于是我带着自己的行李坐在码头上，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并且拒绝人们把我的东西运到一家饭店或者火车上去。我不能轻易地坐上火车就走，在莫斯科我没有地址，海参崴也没有。官员们摇着头任凭我坐在那里，我们是码头上惟一的旅客。天气炎热，脚下的石板仿佛着火一般。一个小时过去，不见有人来，孩子口渴的不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一个领港员，这是一个高大的蓄着红色胡须的男人，在观察着我们。他懂得一点英语，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反复说，有人来接我。他感觉到我的不耐烦，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您看看天空，太阳是很远的，夜里有星辰，在那里等待几个小时，不过是几秒钟而已。”

　　一切都令人感到是这么奇怪。若是在别的时候，我会感到领港员的话没什么意思，可是现在这是一个智者在说话，于是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智者的话应验了，一个臂上镶着金色条纹的海军军官走来，他把我们领到另一位军官那里住了几天，这位军官有一个女儿，比米沙年少些。

　　这些同志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带我去逛大街，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美丽的，他们还带我去城市附近郊游。我与苏联公民在他们的家乡初次友好相遇，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同志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并告诉我，在莫斯科火车站会有人来接我的箱子，然后我可以继续驶往布拉格，驶向边境上的小木屋。我们乘坐火车大约行驶了9天，第一天米沙惊讶地望着车窗外面，晚上他不想睡觉，他对耳旁车轮的巨大轰鸣感到害怕。于是我挨着他躺在木椅上，他终于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于是我想到，与儿子分别是多么困难啊。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男人对孩子的爱，大家都接纳他，宠爱他。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吃饭时喂他酸黄瓜和各种甜食，他的胃居然容得下这些杂七杂八的食物。上铺睡着一个鱼类加工厂的领导人，他感冒以后便在隔壁车箱里进行了一番商议，他们决定不能让孩子染上感冒。一个未患感冒的红军士兵跟病人调换了他的座位。

　　在旅途中有时我会想到，三年前我在同一条铁路上向着相反的方向驶去，这中间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我到达莫斯科时没有遇见任何人，幸好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德国女同志，她男人在西伯利亚工作，她给了我一位来自汉堡的女同志的地址，她在莫斯科与其男人住在索科尔尼克城区。在长时间徒然等待之后，我租了一辆马车，径直向那里驶去，我向她讲了我的来历，她没有多问，便接过我的箱子。同志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我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驶去。我告诉罗尔夫的父母，我们想迁往苏联，因为去德国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却需要建筑师。我想学习俄语并教授英语，我说我跟一个学校签订了合同。

　　实际上，罗尔夫在政治上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的父母很赞成我们的计划，他们一直还是那么友好和乐于助人。我的母亲也来到边境的小木屋与我相会，我对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要让她看看外孙。但是，母亲这时尚生活在德国，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有兴趣。

　　告别米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这种分别要持续多久。最糟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开始伤心地哭起来，一再重复说：“妈妈，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妈妈，留下吧。”

　　当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一位同志在车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于莫斯科河畔的“新莫斯科”饭店，我的箱子已经从索科尔尼克取走了。

　　从汉堡来的德国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萨。当苏联需要技术工人和专家的时候，这一对夫妇追随自己的信仰来到莫斯科。我记得，那位男同志是在一家皮革加工厂里工作，他们住在索科尔尼克公园对面一个旧住宅区里。那些木房子质量并不好，街道也未铺石块，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时候，房子周围到处都是水，但室内还是舒适的。莉萨有两个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长些。这两位同志给了我一种家庭生活，这是我在这段时间里所没有的，我很愿意拜访他们，每次来时，事先都无法打招呼，因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当了厂长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未发生任何变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饭店并去了阿尔巴特街，当时我们工作单位就在这条街上。两位军官跟我谈话，他们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我个人的愿望。他们称呼我索尼娅。我从他们的话里得知，是里夏德为我取了这么一个别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喜欢它。不论如何，我立即习惯了叫这个名字。

　　两位同志建议我开始学习之前休息一下。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花四周时间去奥得萨附近的黑海休养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着四周以后重新见到米沙，同志们想为我做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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