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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时机特别合适。几周之后，罗尔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后，要开始去欧洲度假。他的英国工作单位将为全家支付旅费。中央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莫斯科向他们汇报我的工作，我也为有这么个机会而感到非常高兴，也许会重新见到我那些已经流亡到伦敦去的家人们。问题是罗尔夫能否把他那与上海市政局签订的合同再延长五年。罗尔夫现在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不愿意长时间地脱离政治活动。我向中央通报了他的情况。

　　生第二个孩子，一个必须照料和扶养的婴儿，肯定会使我的生活更加复杂，但是只要我不放弃工作，无人能够指责我。一个小孩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开始去欧洲度假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离开中国的行程并使返回成了问题。在上海有一个外国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里夏德从前的工作的那个人。在审讯中他一言未发，人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绝对沉默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世界新闻界在报道他时，称他为×先生。①

　　①我国新闻界当时称此案为“神秘西人案”。——译注

　　这位同志是凯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侣。我井不认识他本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但是中央警告恩斯特和我，与被捕者有关系的那台莱因金属——打字机的号码可能会引起对恩斯特的怀疑。无论如何，我应该立即离开，一旦恩斯特被牵涉进去，只要我越过边境，到了苏联，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推说他把打字机卖给了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斟酌好了一笔相应的账目。恩斯特应该设法在北京留下来。

　　这样一来，我的前程变得完全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只是，未来意味着与恩斯特分手。离开他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我们并未在一起，因为我俩人只是偶然地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真正互相喜欢对方。

　　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

　　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

　　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10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

　　在1935年的仓促行程之中，罗尔夫也像恩斯特～样，一再劝说我中断妊娠，毫无结果。于是罗尔夫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让我回欧洲以后去找他，对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要保持沉默。恩斯特为此很佩服他，并对我说：“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没有比罗尔夫更好的人；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巨大安慰。”当他们俩人商议我的前程时，我一言未发。我不想为孩子而撒谎，关于工作，去哪个国家，与谁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到哈尔滨我才能得到去苏联的旅行签证。我与恩斯特约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尔滨，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问自己，是否到最后一刻我要倒霉呢。

　　一切顺利。恩斯特并未受到指问。×先生后来也获得了自由。凯泰的表现一定很出色。回到苏联以后，她获得一枚高级勋章。遗憾的是她当时失掉了已经怀孕8个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见到她，还在那里结识了她的丈夫，那个×先生。

　　在火车上的漫长旅行中，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欢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突然中断，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能迅速适应。在旅途中惟一令他伤心的是，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设法与人用德语、英语、汉语交谈，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一只猫喵喵地叫着穿过站台，这个四岁的小家伙悄悄地说：“猫比人聪明，它们都说一种语言。”

　　◎卷四

　　到达莫斯科时，有人来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报局大楼热情地欢迎我。他说我面带病容；比起18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我的体重减轻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医生，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谈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询问了罗尔夫的情况。然后他建议我跟罗尔夫一道去波兰。安德列丝毫不知道我与恩斯特的私人关系；关于孩子的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刚才还以热情的语言谈了罗尔夫的情况。安德列记起来，我当初是反对离婚的，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个充满人性的，合乎逻辑的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次怀孕也不会使我陷入一种需要帮助的处境，在这九个月里我的身体状况大概会一直这样下去。我并不惧怕单独承担要求我做的工作。现在到处都有在外国忍饥挨饿的德国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开的家庭。我可以一个人去波兰。罗尔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居住在一起。我当然知道，罗尔夫凭着他的职业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体面得多的公开身份，而他第一次为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与我在一起，对于他来说肯定会更有益处。有两件事情令我担心。在某些方面罗尔夫显得天真，做起事情来容易从错误的设想出发，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设想，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厦。这样会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他是个软心肠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个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他处理危险事情是镇定自若的，不会耽误事情，不会像某些粗鲁之人那样，轻易丧失理智。他的风度，尤其是他对待女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礼节，使他在资产阶级社交界出现时，很容易讨人喜欢，许多门路都向他敞开着。

　　我同意中央的计划，去波兰，罗尔夫的事情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我已经不记得，我走以后，他在去欧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见了在莫斯科的朋友们，他是否并未停留便去了伦敦，我是在那里向他传达了建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不让我单独行动。

　　尽管罗尔夫给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带过发报机零件，作为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艰苦条件下经受了多年考验，但我从未向他讲过我在上海的工作。里夏德·左尔格被杀害以后，他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不是通过我知道的。经他手装修的那家照相器材商店老板，在地下工作中与我有联系，罗尔夫是在若干年后出版的那本关于左尔格的书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最后去拜访了通讯学校，也看见了马莱克，他是我们班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后我带着米沙去列宁格勒，从那里搭乘轮船用了五天时间去伦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厅里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来，海上刮起大风。照理我也应该采用同样方法，把米沙的夜壶固定起来，它像装上发动机一般从船舱的这一个角落滑向另一个角落，直到破碎为止。我晕船太厉害，无精力去顾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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